一戰後所產生的恐慌

　　1918年6月，倫敦中央刑事法庭開審的一宗誹謗訴訟案，帶出一則匪夷所思的謠傳:

　　性飢渴的英國婦女被戰爭奪走了丈夫，轉而成了同性戀。這一事件的焦點集中在奧斯卡·王爾德的戲劇《莎樂美》中。儘管該劇早在1896年就在法國首次上演，隨後又被德國作曲家理查·施特勞斯改編成歌劇，但在英國卻為戲劇檢查官所禁，理由是他認為該劇"一半像聖經，一半像色情作品"。

　　當1918年4月加拿大舞蹈家毛德·阿倫參與了一場《莎樂美》的私人演出的消息傳出，哈羅德·斯潘塞(haroldspencer)上校在一份名為"警惕"(vigilant)的下流小報的一個專欄中，發表一篇文章攻擊她，該文章有一個驚世駭俗的標題:"陰蒂崇祀"。文章中，斯潘塞驚人地宣稱，王爾德的戲劇不僅不道德，而且時下的這部作品正是德國人的一項旨在瓦解英國人戰時決心的陰謀的一部分。這麼一來，阿倫告他誹謗也就應該不足為奇了。

　　在三天的庭審過程中，一連串荒謬而令人吃驚的場景上演。諾埃爾·彭貝爾通·比林(noelpe

　　人們發現，一些士兵採用各種可以想見的性行為方式尋求滿足。

　　從"手淫"(circlejerks)、獸交乃至強姦。

　　軍方試圖無視這一事實:遠離女性的男性群體中逐漸產生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色情關係，使某些人--特別在喝醉時--進行"擬同性戀活動"(pseudohomosexualacts)。軍方野蠻地迫害自覺的同性戀者或潛艇、騎兵團和工程部隊中發現的"同性戀者"(urnings)。一項來自美國方面的研究堅持認為，同性戀削弱了軍隊的道德，儘管事實上其中某些士兵表現英勇。宣傳者們的一個共同策略是將這類性變態歸於敵方。

　　由於以伊凡·布洛克(iwanBloch)和克拉夫特埃賓(krafftebing)克拉夫特埃賓(1840-1902)，出生於德國的神經精神病學家，早期的性病理心理學家，著有《性精神變態》。--譯註為首的一批德國作家曾是討論同性戀問題的先驅，阿諾德·懷特(Arnoldwhite)之類敵視閃族的不列顛評論家於是將德國描繪成墮落者的天堂。

　　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douglas)曾是奧斯卡·王爾德的情人，也是將《莎樂美》從法文譯成英文的譯者，如今轉而痛斥往日的激情，他以詩歌的形式宣告:"兩隻淫邪的青蛙遮蔽陽光:/德國佬和同性戀。"

　　《清晨郵報》(morningpost)的編輯熱切地贊同:這些性激情變態者在英格蘭健康的思想中無立足之地，他們就像水面的泡沫，飄浮的根系生展在遊蕩於各國首都的國際遊民之中。它就像是有時被帶上我們海岸的零星的乃至流行一時的瘟疫，但為這個民族的本性所憎惡。由於賣淫被看做性病傳播的主要因素，按實用的說法，正是它造成了所有軍隊的最大的性問題。

　　大陸國家有長期受到系統管理的娼妓和公娼區。在20世紀中，巴黎的妓院每年據說為上百萬的顧客服務。只是在1946年，法國才提出中止娼妓業的"新規劃主義"(neoregulation)。1886年，英國為控制性病而施行其傳染病法案(ContagiousdiseaseAct)的企圖，由於女權主義者和道德純潔運動人士反對迫使婦女卻不要求男子進行強制性醫學檢查的明顯帶有性別歧視的政策而終告破產。戰爭期間，據報道，英國軍隊中發現40000例性病，這導致了英國重新制定其管制政策。1914年，《保衛王國法案》(thedefenceofrealmAct)第40款規定，任何患有性病的婦女"與任何武裝力量的成員或其神聖同盟的成員發生性關係，都將被視為有罪"。因法國政府為其士兵提供娼妓服務而首先惱火的美國當局，也開始重新考慮其立場。反邪惡改革家雷蒙德·B.福斯迪克(raymondB.fosdick)雷蒙德·B.福斯迪克1883年生於布法羅，美國律師和社會學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戰爭和海軍部擔任多個職務。他曾是洛克菲勒基金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財產受託人之一。著有《歐洲政治體制》等著作。--譯註抱有這樣的希望:假如向美國的小夥子們提供體育方面的娛樂活動，並且禁絕像攜帶黃熱病病毒的蚊子一樣的娼妓，那麼他們就會變得自律，免遭性病的困擾。各州最終通過強制性醫學檢查的法律，其結果是18000名婦女遭監禁。儘管如此，在法國，美國軍方曾下過這樣的結論:某些預防措施是不得不施行的，即使道德家們可能會叫囂，這等於是對邪惡的寬容。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新西蘭軍隊發放避孕套已證明了預防措施的有效性。當收到有關這項討論的報告時，戰爭部部長的回答一語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