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的制度腐敗化到腐敗制度化（一）

　　廣州的“公行”商人們開始籌建一種基金：每家公司繳出利潤的10%，存入共用的資金池。而其作用，除了作為參與者們的行業保險外，更多的是為了應對政府層出不窮的勒索。

　　在強大而貪婪的公權力面前，商人們抱團取暖，合資行賄，分攤成本，並對這一基金的使用，實行嚴格的集體監管。

　　這是頗具大清特色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創新，很快就走向了國際化：凡是與“公行”有商業來往的外商，都必須繳納貨物價值的3%，作為“規禮”，滾入基金池中，實現風險共擔、利益均沾。

　　這是18世紀70年代，大清帝國最為輝煌的乾隆盛世。

　　1、天子的私家海關

　　這一基金，名為“行佣”，即“公行所提取的佣金”，又名“行用”，即“公行所需的公用金”。英文名稱則為Consoofund(公所基金)，其中Consoo一詞，即漢語“公所”的音譯。

　　“行佣”的發明者是“公行”的商人們，又稱“行商”，他們更為著名的一個稱號，是“廣州十三行”。學界一般認為，十三行並不是指13家行商，而是泛指獲得了政府的授權、壟斷了外貿的行商們，他們的數量總是在不斷的變動，而之所以用“十三行”這個名稱，更大的可能是因為當時洋商們在廣州開設的“夷館”有13家。

　　1720年12月25日，普遍被當作“公行”成立的時間。這天，廣州最大的行商們，在神像前宰雞盟誓，訂立行規13條，結成一個類似“托拉斯”的貿易聯合體。參加盟誓的行商，有16家，其中頭等行5家，二等5家，三等6家，按等級分攤經費。這家機構在次年就在外商和非行商的中國商人聯合反對下，悄然廢止。

　　很多學者，包括大清國的洋幹部、著名的漢學家馬士，都將1720年當作十三行的起源，顯然，這是混淆了十三行與“公行”的概念。在“公行”這個行業協會性質的機構成立之前，十三行就早已存在了。

　　1937年學者梁嘉彬在其《廣東十三行考》中指出，1720年“無非為十三行商始有共同組織(公行)之一年而已”。

　　他認為，在1685年康熙設立“粵海關”之前，就已經有十三行的存在。這一說法，得到了著名史學家吳晗的贊同。並且，吳晗根據《嘯亭雜錄》的記載，兩廣總督吳興祚“奏通商舶，立十三行”，進一步推論“十三行之立，當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年)四年間事。”

　　十三行的出現，是清帝國解除海禁的直接產物。1684年，31歲的康熙皇帝表示：“先因海寇，故海禁未開。為是今海寇既已投誠，更何所待。”於是，實施了28年的海禁被廢除，並在次年設立了閩粵江浙4個海關，其中尤以廣州海關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大多數的外商都將海關當作中華帝國的政府部門，但實際上，4個海關卻實行的是雙重領導：名義上是國家財政部(“戶部”)的派出機構，實際上的領導權，卻在皇帝的私人機構“內務府”手上。

　　所有海關和大多數“常關”(設在陸路上的關稅機構)，其掌門人均是內務府出身。執掌海關的“關差”，是與管理鹽、漕、河同樣最有油水的肥缺。海關關長(“海關監督”)的人選，形式上由各部門保舉，“請旨簡用”，實際上是皇帝直接任命，即便其級別不足以與地方督撫平級，其實際地位卻毫不遜色。主管幹部的吏部、主管財政的戶部及海關所在的地方督撫，在正常情況下，都難以干預海關的人選及工作。“海關監督”一身二任，行政職務是戶部的分司，任滿即止，而本職則依然是內務府官員，任滿後依然回到內務府，或在內務府掌控的其他機構中調任升遷。

　　皇帝越過政府而直接干預海關人選，嚴密控制海關，首先是政治上的需要：畢竟海關除了收取關稅之外，在經濟上還要承擔外貿管理之職責，在外交上更要承擔“懷柔遠人”之使命，這些都關係到政權的維穩大局。其次，海關也是辦理“皇差”的主要平臺——這些皇差，大多數都沒有、或者不便於納入財政的計劃內資金，而需要由海關悄悄地辦理，海關因此成為皇帝的最大小金庫之一。樂文小說網

　　正是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海關的收入主要分成了兩大塊：一是應該繳納給戶部的關稅，這部分實行定額制，而且定額很低;二是應該繳納給內務府的“關餘”——理論上，這應該包括關稅之外的所有收入，進入皇家的小金庫，不在戶部的審計監控之列。

　　對於關稅，此時家底頗厚的大清國，似乎並不十分在意。與後世一般的印象完全不同，清代的關稅即便在鴉片戰爭之前，沒有“帝國主義”堅船利炮威脅之下，也都十分低廉。

　　據民國學者王孝通研究，當時中國的進口稅率一般低於16%，出口稅率則在4%左右，比同時期實行自由稅率的法國還低(《中國商業史》)，可算是當時國際上的稅收天堂。這點，從同時期西方商人和外交官的大量記載中，也可以得到佐證。西方商人後來不斷積累的不滿，並非針對顯規則的關稅，而是針對關稅之外的各種潛規則的額外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