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的首次軍事對戰

　　公元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將劉仁願、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周留城。唐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余隆則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萬餘人，分乘戰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三國史記》中描述道：“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翌日，日軍諸將與百濟王商討對策。他們依仗兵力優勢，妄言“我等爭先，彼應自退”，遂未加整頓部署，便“率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結果，唐軍“左右夾船繞戰”，巧施包抄合擊之術，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舊唐書·劉仁軌傳》史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戰後，百濟豐璋王逃亡高句麗，殘軍盡皆投降，百濟復國化為泡影。

　　一戰決定東亞格局

　　白村江戰役，基本上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百濟滅亡後，公元667年，唐朝和新羅聯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白村江之戰，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餘年(至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間未敢再大規模入侵朝鮮半島。白村江戰敗後，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於是從公元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後構建了四道防線。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於防禦的土壩，壩長1.2公里，底部寬80米，高十幾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為了保險，公元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然而，唐朝和新羅的軍隊並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戰敗，也加深了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人民群眾對沉重的戰爭負擔深為不滿，守舊勢力趁機向革新派施加壓力。在守舊勢力的攻勢下，天智天皇一方面採取妥協退讓政策，另一方面頒佈法典，編制戶籍，積極致力於內治，為奈良時代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白村江海戰，是日本與唐朝的一次直接較量，它確立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面對強盛的大唐帝國，戰爭的慘痛教訓，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外政策。於是，日本及時修正對外政策，恢復了與唐朝的國交，開始積極選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學習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