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清官也難拒“腐敗”

　　張集馨、林則徐都算得上是有良心的清官，但張氏不能不浮收，林氏也不能不收受禮金，否則，他們如何掏得出那麼大數目的權力維持成本?

　　張集馨晚年對仕途前程深感失望，回想起自己調任地方以來，每次致送的禮金“不可謂不厚矣”，但自己的官位卻一直停留在布政使上，十年來不得寸進，心中頗為感慨：我送出了那麼多厚禮，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將我的政績奏報給皇上，應酬送禮有什麼用?張集馨說得有些過激，但事實上，與他“舊交相得、推心置腹”的琦善、林則徐都曾密保過他。應酬送禮究竟有沒有用處，看看張集馨的一次經歷就知道了——

　　咸豐三年(1853年)，張集馨在河南布政使任上被頂頭上司直隸總督桂良參了一本，遭革職。桂良為什麼要彈劾張集馨?寫在奏摺上的理由是張“不聽調度，濫用帑金”，按張集馨自己的說法，則是因為桂良“欲置人於死地，以洩其借錢不遂之嫌”。總督向下屬支借經費，張集馨竟沒有爽快答應，這等於破壞了他與桂良之間的人情關係，被參革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三年後，張集馨起復，署任甘肅布政使，因擔心桂良從中作梗，便委託與他交好的保定知府代為疏通。保定知府跑去跟桂良說，張集馨以前犯了差錯，現在已非常後悔，希望能拜在總督大人門下，執弟子禮。桂良聽後大悅，給張集馨來了封信，張集馨也趕緊覆信，然後畢恭畢敬趕去拜見，並送上“土宜八色”厚禮，總算修復了他與桂良之間的人情關係。

　　這是送禮應酬的第一個政治功能：接通隱權力管道，穩定官員的權力預期。

　　其次，中央財政也沒有給官員提供製度化的公共預算，雖然朝廷也給部分京官和地方官發放一筆“公費”，但基本上入不敷出。地方的辦公費用，通常來自種種名目的陋規，這些陋規收上來到底算地方財政還是個人所得，往往分不清，似乎用於公務就算公款，用於個人開銷就算私款，可是，有些支出，究竟算用於公務還是私務也很難說得清。此外，清代官員用於聘請幕友佐政的開銷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如果不接收陋規，恐怕連辦公都無法維持。

　　這是送禮應酬的第二個政治功能：彌補公共財政之不足。

　　張集馨曾以“政由賄成”來評價他身處的官場，這四個字正好透露了“權力成本學”的秘密：權力的行使謂之“政”;“賄”說好聽點是各種“敬”，說難聽點就是陋規，總之就是權力的成本，不支付這個成本，“政”即“不成”，權力即運轉不靈。恰如其分的“賄”是維持權力正常運轉的必要成本，超出合理限度的“賄”才被帝國的官員們當成腐敗。清官與貪官的區別，不在於“賄”之有無，而在於“賄”之程度。“敬”也好，“賄”也罷，從表面上看，是由處於權力下游的官員支付的，但歸根結底，所有的權力成本都得由納皇糧的老百姓來買單。

　　康熙皇帝曾宣佈永不加賦，朝廷給一個州縣配備的領薪官員一般也不足十人，支付給朝廷命官的正式薪水也不算高，按道理說，維持帝國這部權力機器運轉，成本應該不至於太高。然而，除了正式的領薪官員，晚清官場上還寄生著一幫數目非常龐大的隱權力集團，他們也要咀嚼民脂;除了正賦，帝國還有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的附加稅，再加上其他苛捐雜稅，小民作為權力成本的最終承受者，早已苦不堪言。正如張集馨所說：“小民終歲勤動，所得幾何?赴倉納糧，任聽魚肉而不敢一較!”而當權力成本膨脹到小民不堪重負，決心“一較”時，距帝國的整部權力機器完全癱瘓，估計也為時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