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魯迅被日本醫生“故意拖延治療”？
那麼，魯迅是怎樣結識須藤五百三這位日本醫生的呢？原來是魯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內山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介紹的。
我們來聽聽魯迅先生生前這位好友——內山完造，是怎樣說的：
“……當時我立即打電話給須藤醫生，須藤醫生是魯迅先生非常信任的醫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醫生，他答應馬上去診視，我也立即趕去魯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著，儘管這樣，先生右手手指間仍然夾著品海牌香菸……我告訴他須藤醫生馬上就來，他說謝謝，我感覺他說這句話非常的吃力，臉色非常不好……須藤醫生握住先生手腕診視脈搏……須藤勸（魯迅）先生：‘丟掉香菸吧……’他這才把香菸丟掉，於是，醫生給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魯迅先生與世長辭……”
（內山完造的證詞，收錄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迴響：國際友人憶魯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頁。）
可見，內山完造在證詞裡指證：
1.魯迅信任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
2.須藤五百三其人品德並不壞。
3.魯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菸。
4.須藤勸魯迅丟掉香菸，這是內山親眼所見的。
5.魯迅之死，純屬病死。
讀者需要注意，與日本許多侵華者不同，內山完造的確是一個親華人士，其在戰後於東京組建“日中友好協會”，1959年應邀參加“解放十週年慶典”，受到中國政府的高規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國並葬在中國。
前些年，具有內科醫生背景的浙江魯迅研究會學者周正章寫了一篇《魯迅先生死於須藤誤診誤治真相》，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背景，分析研究了魯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診療病歷、用藥過程，做出了他旗幟鮮明的結論：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對魯迅肺病的治療，具有不可推卸的“誤診誤治”的醫療事故責任。
這篇文章早已公開，讀者不難尋到，其文冗長，而且醫學術語眾多，不適合一般讀者閱讀，哪怕我讀起來，仍然十分吃力，於此暫不摘錄。但是，周正章的論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釋以下的問題：
1.沒有人逼迫魯迅找日本醫生治病，是魯迅自己信任日本醫生。
2.用現代先進醫療技術的標準，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舊時代醫生診病的處方單子，這種研究問題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
3.“誤診誤判”並不等於“蓄意謀殺”。而且，須藤醫生勸魯迅“戒菸”，該行為似乎又與“蓄意謀殺”相悖。
4.須藤五百三認識魯迅並非一朝一夕。須藤自1934年開始給魯迅一家當家庭醫生。魯迅自從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經相當嚴重了，須藤五百三“誤診誤治”了長達4個月之後，才最終把魯迅“治死”。如果從1934年初當週家家庭醫生算起，須藤的“殺魯”計劃（如有），實施了兩年多之久，可謂曠日持久，真有耐心。
5.在民國時期，肺結核俗稱“癆病”。“十癆九死”，當時的肺結核，就是絕症，魯迅患上肺結核之後，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說須藤五百三明知魯迅行將就木，日子不長了，還要“迫不及待”故意“誤診誤治”，故意把魯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邏輯合理性，需要作進一步的解釋。
魯迅是左翼作家聯盟的人，也是主張抗戰的。1936年是中日關係緊張年。魯迅不應該對日本人喪失警惕。如果信不過日本醫生，就不要找日本醫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醫生治病，並因而被治死，那麼，家屬要麼到租界當局報案處理，要麼只好怨魯迅太過相信日本人，還能怪誰呢？
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們必須要從魯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麼經驗教訓的話，依我看來，似乎以下的經驗教訓，是比較穩妥的：珍愛生命，拒絕抽菸。
我們來聽聽魯迅先生生前這位好友——內山完造，是怎樣說的：
“……當時我立即打電話給須藤醫生，須藤醫生是魯迅先生非常信任的醫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醫生，他答應馬上去診視，我也立即趕去魯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著，儘管這樣，先生右手手指間仍然夾著品海牌香菸……我告訴他須藤醫生馬上就來，他說謝謝，我感覺他說這句話非常的吃力，臉色非常不好……須藤醫生握住先生手腕診視脈搏……須藤勸（魯迅）先生：‘丟掉香菸吧……’他這才把香菸丟掉，於是，醫生給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魯迅先生與世長辭……”
（內山完造的證詞，收錄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迴響：國際友人憶魯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頁。）
可見，內山完造在證詞裡指證：
1.魯迅信任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
2.須藤五百三其人品德並不壞。
3.魯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菸。
4.須藤勸魯迅丟掉香菸，這是內山親眼所見的。
5.魯迅之死，純屬病死。
讀者需要注意，與日本許多侵華者不同，內山完造的確是一個親華人士，其在戰後於東京組建“日中友好協會”，1959年應邀參加“解放十週年慶典”，受到中國政府的高規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國並葬在中國。
前些年，具有內科醫生背景的浙江魯迅研究會學者周正章寫了一篇《魯迅先生死於須藤誤診誤治真相》，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背景，分析研究了魯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診療病歷、用藥過程，做出了他旗幟鮮明的結論：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對魯迅肺病的治療，具有不可推卸的“誤診誤治”的醫療事故責任。
這篇文章早已公開，讀者不難尋到，其文冗長，而且醫學術語眾多，不適合一般讀者閱讀，哪怕我讀起來，仍然十分吃力，於此暫不摘錄。但是，周正章的論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釋以下的問題：
1.沒有人逼迫魯迅找日本醫生治病，是魯迅自己信任日本醫生。
2.用現代先進醫療技術的標準，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舊時代醫生診病的處方單子，這種研究問題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
3.“誤診誤判”並不等於“蓄意謀殺”。而且，須藤醫生勸魯迅“戒菸”，該行為似乎又與“蓄意謀殺”相悖。
4.須藤五百三認識魯迅並非一朝一夕。須藤自1934年開始給魯迅一家當家庭醫生。魯迅自從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經相當嚴重了，須藤五百三“誤診誤治”了長達4個月之後，才最終把魯迅“治死”。如果從1934年初當週家家庭醫生算起，須藤的“殺魯”計劃（如有），實施了兩年多之久，可謂曠日持久，真有耐心。
5.在民國時期，肺結核俗稱“癆病”。“十癆九死”，當時的肺結核，就是絕症，魯迅患上肺結核之後，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說須藤五百三明知魯迅行將就木，日子不長了，還要“迫不及待”故意“誤診誤治”，故意把魯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邏輯合理性，需要作進一步的解釋。
魯迅是左翼作家聯盟的人，也是主張抗戰的。1936年是中日關係緊張年。魯迅不應該對日本人喪失警惕。如果信不過日本醫生，就不要找日本醫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醫生治病，並因而被治死，那麼，家屬要麼到租界當局報案處理，要麼只好怨魯迅太過相信日本人，還能怪誰呢？
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們必須要從魯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麼經驗教訓的話，依我看來，似乎以下的經驗教訓，是比較穩妥的：珍愛生命，拒絕抽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