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古代青樓的選址密要
一、罪人家屬--古代的人權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族。一個人犯罪，常常連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給宰了，妻女則淪為官妓。
二、奴隸買賣--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國多;但在時間持久上，比中國短。中國買賣奴隸，有過“與牛馬同欄”的大場面，人變成牛馬，還有什麼可說?
三、墮入風塵--是變相的一種人口買賣，只不過被買賣的，原屬良家婦女。《北里志》所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就是這一類。
因為公營，所以官方設有專門的機構。這種機構，在唐朝先屬“太常”，後屬“教坊”，由“樂營”管轄。《云溪友議》記有“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的一個特例，是兩個信釋道大官的德政，反證了當時“樂營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沒有肉體自由，是和沒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為沒有自由，所以任憑處理，前程莫問。漢朝本來對“群盜妻子”發配為營妓的，但是李陵行軍時，發現她們，就一律給殺掉;宋朝平北漢，北漢“獻官妓百餘人於宋”;勝利者意猶未足，還“奪其婦女隨營”。宋朝的官妓，從寬錄取，不但把罪人家屬當公娼，甚至把良家婦女“繫獄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決的)都派上用場!甚至公然去搶來，逼良為娼!或者乾脆誣陷良民為盜匪，以便將家屬收為官窯子!更妙的是：王安石變法時，一切都公賣，酒是其中之一。為了賣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賣酒用妓作樂”!
《都城紀勝》書裡說：
“官庫則東酒庫、南酒庫、北酒庫、上酒庫、西子庫、中酒庫、外庫、東外庫，每庫皆有酒樓。若欲美妓往官庫中點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隱庇推脫。須是認識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
這就是酒家的前身。現在中國人很難知道：酒家原來是官辦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銷政府造的酒，“以充國用”。這是一位立身謹嚴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別人請他吃飯以妓作陪時候，拒絕入席;但他卻和管仲一樣，為了“以充國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見”，使政府大吃其軟飯。這些大政治家的舉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諺語--“偉大的人有偉大的錯誤”。
難乎為“妓”--以充文用
官妓演變到明朝，有了嚴格的發展，《國初事蹟》記明朝公娼情形說：
“太祖立富樂院，令禮房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許入院。只容商賈出入院內。”
這是很清楚的“公務員金字上酒家”模式。但這種禁令有效嗎?《五雜俎》的記錄，有了以下真相：
“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輒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國初猶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軔(左邊為牛)裡幹(門中幹字)。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
這段文獻，透露了兩種“家居”情況：第一種家居，是“縉紳”先生在家裡叫姑娘，姑娘做應召女郎;第二種家居，是姑娘在家裡接客，姑娘做陶公館式私娼，兩種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其實，明朝這種知識分子與妓女的情孽，本是淵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為流行。唐朝知識分子以走動秦樓楚館為正業之一，從元白到李杜，無一例外。在杜牧的詩裡，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飲贈官妓”“娼樓戲贈”的作品，從這些結果看，中國娼妓不但達到了“以充國用”的特殊效果，又給中國飲酒作樂的知識分子“以充文用”，風化出他們筆下的文學。流風所及，中國文人幾乎無一不跟娼妓飲酒作樂，寫詩漫愛。這種“飲酒作樂”的特色，本來是“酒家”與“妓女戶”二合一的，到了現在，形式上已經一分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時代，已經完全遠去，中國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設想了!
內外難分--以充家用
因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來的歷史，自然也就別無分號。中國歷史中，有一種“家妓”。家妓是養在豪門中的妓女，算是自備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還沒有資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兒子，才有資格做姨太太。兩晉南北朝時，家妓最多：
《宋書.沈演之傳》：“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色放縱。”
《宋書.杜驥傳》：“家累千金，女妓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
《宋書.范曄傳》：“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
《北史.夏侯道遷傳》：“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
《北史.高聰傳》：“唯以聲色自娛，有妓十餘人。”
《南史.張懷(玉旁)傳》：“居室豪富，妓妾盈房。”
因為家妓成風，所以許多事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猶似墜樓人”主角綠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
別以為家妓只是豪門自己的規矩，其實是依法有據的。唐朝法令規定：“三品以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以上女樂不過三人，皆不得有鍾磐樂師。”可見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開“妓女戶”“歌舞班”玩。相對的，官不夠大，自然就不能亂開。《南史.王宴傳》：“宴從弟詡，位少府卿，(束力)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以畜妓免官，禁錮十年。”
現在人稱自己太太做“內人”，如果這位太太是“從良”了的，倒真名符其實。原來唐朝稱妓女叫“內人”。《教坊記》裡說：“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
張佑的詩說：“內人已唱春鶯囀，柳枝磋磋(單人旁，醉後起舞貌)輕舞來。”都特指妓女。可見從“家妓”觀點看，妓女倒真正是內人，老婆反真正不內。要內，至多也該叫“內子”。
內子照《禮記》、《左傳》等解釋，是卿大夫的正妻;但照《書言故事》、《頻羅庵(廣改為草頭)遺集》等解釋，卻又指的是人家的老婆，卻又明明該是“外子”!但“外子”又明明是指丈夫，於是老婆又變成丈夫，女的變成男的，又勢難成立。
二、奴隸買賣--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國多;但在時間持久上，比中國短。中國買賣奴隸，有過“與牛馬同欄”的大場面，人變成牛馬，還有什麼可說?
三、墮入風塵--是變相的一種人口買賣，只不過被買賣的，原屬良家婦女。《北里志》所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就是這一類。
因為公營，所以官方設有專門的機構。這種機構，在唐朝先屬“太常”，後屬“教坊”，由“樂營”管轄。《云溪友議》記有“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的一個特例，是兩個信釋道大官的德政，反證了當時“樂營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沒有肉體自由，是和沒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為沒有自由，所以任憑處理，前程莫問。漢朝本來對“群盜妻子”發配為營妓的，但是李陵行軍時，發現她們，就一律給殺掉;宋朝平北漢，北漢“獻官妓百餘人於宋”;勝利者意猶未足，還“奪其婦女隨營”。宋朝的官妓，從寬錄取，不但把罪人家屬當公娼，甚至把良家婦女“繫獄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決的)都派上用場!甚至公然去搶來，逼良為娼!或者乾脆誣陷良民為盜匪，以便將家屬收為官窯子!更妙的是：王安石變法時，一切都公賣，酒是其中之一。為了賣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賣酒用妓作樂”!
《都城紀勝》書裡說：
“官庫則東酒庫、南酒庫、北酒庫、上酒庫、西子庫、中酒庫、外庫、東外庫，每庫皆有酒樓。若欲美妓往官庫中點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隱庇推脫。須是認識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
這就是酒家的前身。現在中國人很難知道：酒家原來是官辦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銷政府造的酒，“以充國用”。這是一位立身謹嚴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別人請他吃飯以妓作陪時候，拒絕入席;但他卻和管仲一樣，為了“以充國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見”，使政府大吃其軟飯。這些大政治家的舉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諺語--“偉大的人有偉大的錯誤”。
難乎為“妓”--以充文用
官妓演變到明朝，有了嚴格的發展，《國初事蹟》記明朝公娼情形說：
“太祖立富樂院，令禮房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許入院。只容商賈出入院內。”
這是很清楚的“公務員金字上酒家”模式。但這種禁令有效嗎?《五雜俎》的記錄，有了以下真相：
“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輒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國初猶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軔(左邊為牛)裡幹(門中幹字)。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
這段文獻，透露了兩種“家居”情況：第一種家居，是“縉紳”先生在家裡叫姑娘，姑娘做應召女郎;第二種家居，是姑娘在家裡接客，姑娘做陶公館式私娼，兩種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其實，明朝這種知識分子與妓女的情孽，本是淵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為流行。唐朝知識分子以走動秦樓楚館為正業之一，從元白到李杜，無一例外。在杜牧的詩裡，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飲贈官妓”“娼樓戲贈”的作品，從這些結果看，中國娼妓不但達到了“以充國用”的特殊效果，又給中國飲酒作樂的知識分子“以充文用”，風化出他們筆下的文學。流風所及，中國文人幾乎無一不跟娼妓飲酒作樂，寫詩漫愛。這種“飲酒作樂”的特色，本來是“酒家”與“妓女戶”二合一的，到了現在，形式上已經一分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處教吹簫”的時代，已經完全遠去，中國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設想了!
內外難分--以充家用
因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來的歷史，自然也就別無分號。中國歷史中，有一種“家妓”。家妓是養在豪門中的妓女，算是自備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還沒有資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兒子，才有資格做姨太太。兩晉南北朝時，家妓最多：
《宋書.沈演之傳》：“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色放縱。”
《宋書.杜驥傳》：“家累千金，女妓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
《宋書.范曄傳》：“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
《北史.夏侯道遷傳》：“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
《北史.高聰傳》：“唯以聲色自娛，有妓十餘人。”
《南史.張懷(玉旁)傳》：“居室豪富，妓妾盈房。”
因為家妓成風，所以許多事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猶似墜樓人”主角綠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
別以為家妓只是豪門自己的規矩，其實是依法有據的。唐朝法令規定：“三品以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以上女樂不過三人，皆不得有鍾磐樂師。”可見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開“妓女戶”“歌舞班”玩。相對的，官不夠大，自然就不能亂開。《南史.王宴傳》：“宴從弟詡，位少府卿，(束力)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以畜妓免官，禁錮十年。”
現在人稱自己太太做“內人”，如果這位太太是“從良”了的，倒真名符其實。原來唐朝稱妓女叫“內人”。《教坊記》裡說：“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
張佑的詩說：“內人已唱春鶯囀，柳枝磋磋(單人旁，醉後起舞貌)輕舞來。”都特指妓女。可見從“家妓”觀點看，妓女倒真正是內人，老婆反真正不內。要內，至多也該叫“內子”。
內子照《禮記》、《左傳》等解釋，是卿大夫的正妻;但照《書言故事》、《頻羅庵(廣改為草頭)遺集》等解釋，卻又指的是人家的老婆，卻又明明該是“外子”!但“外子”又明明是指丈夫，於是老婆又變成丈夫，女的變成男的，又勢難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