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牢房的潛規則

　　另一方面，較為開明的當權者的舉措，又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據史載，漢初文帝改刑罰的原因，是為緹縈的孝心感動，遂下詔說：“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生不息”,是“不德”.由此引發了漢初刑罰的改革。

　　所以，在我國古代社會以仁者治國的指導思想下，法制的推進顯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過來說，這樣的發展變化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

　　三、宋元明清法制由輕向重變化的原因。從秦漢至隋唐，刑罰制度的發展趨勢一直為由繁雜殘酷向簡明輕緩。期間有漢文帝廢肉刑的改革，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刑制改革及隋文帝法定五刑，至唐時法制達到巔峰，其影響直至宋、元、明、清，並及諸海外，但是宋、元、明、清雖以唐制，其刑罰較前朝又趨殘酷、繁雜，並且復活了肉刑，死刑的執行方式也有增加。從歷史上看，宋、元、明、清時期是我國小農經濟繼續發展並且至沒落，而商品經濟逐漸萌芽之時，社會的矛盾日趨激化，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更加加強中央集權，用重典治天下，故而刑罰更加殘酷，這也是中國古代社會後期刑罰的重要特點，至明清，發展尤為明顯。其特點，就是限制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資本主義萌芽已經誕生的條件下，仍然堅持重農抑商的傳統，實行“禁海閉關”,延緩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形成和發展。明時增加許多法外酷刑，而清朝又處於古代中國向近代化發展的複雜時期，更加以空前的嚴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壓統治。明清時期大興文字獄，對思想異端嚴厲懲罰，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我國古代社會先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這也是我國古代社會一貫的愚民政策的體現。

　　明清時期重刑觀點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矛盾的錯綜複雜密切相關。古代社會發展到明清時期，封建制度已經走向末路，新的生產關係正在形成之中。而這種新興的生產關係勢必威脅到封建統治集團的切身利益，所以，統治者為了維護政治上的專制統治，必然鉗制廣大人民的思想和輿論，甚至不惜動用殘酷的刑罰手段，遏制自由思想的興起。

　　四、刑罰的變化與發展同特定的社會發展現狀緊密相連。我國古代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或者同一階段的不同時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個層面發展不盡相同，所以，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會形成不同的特色。刑罰作為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有不同的發展和變化。“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也充分得以體現。從夏商以來歷代統治者在運用刑罰統治社會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用刑經驗，至西周時，形成“刑罰世輕世重”的理論。《尚書·呂刑》說“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這種思想逐漸融入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之中。刑罰的發展變化實際上也體現了這種理論在治國實踐中的運用。

　　戰國時期，群雄並爭，天下大亂，當時剛剛興起的地主階級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就特別強調重典重刑，用刑嚴酷。唐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較為迅速，國家實力明顯增強，所以，這一時期奉行用刑持平，“刑平國，用中典”的策略，體現到刑罰上，變化為寬嚴適中，簡約易明。由此帶來的後果是社會更加穩定，經濟更加繁榮，使唐帝國成為當時亞洲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宋、元、明、清時期，統治者都是在天下大亂，群雄紛爭中奪取天下，都認為身處亂世，強調治亂世用重典。所以這一時期的刑罰一反隋唐以來的輕刑重典政策，又將刑罰導入峻法酷刑的時期，走上了回頭路。然而，嚴刑酷法帶來的不是統治者的長治久安，也不是什麼治國良方，殘酷的鎮壓反而加快了王朝覆滅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