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燒埋銀製度
法律上還作了一些免徵的規定，對一些情有可原或沒有必要的情況，免徵燒埋銀。如被害者身份卑賤(“有罪驅”、“無罪驅”、“同驅”、“放良年限未滿年驅”和“為伴娼女”)，雖不免罪，但免徵燒埋銀。殺死同居親屬或奴婢殺主，徵收燒埋銀沒有意義，雖不免罪，但免徵燒埋銀。為鼓勵和保護正當防衛，打擊犯罪，法律還規定“殺死賊人”，不但免罪，而且免徵燒埋銀。
官府是當時司法的主體，對於燒埋銀的順利徵收至關重要。法律賦予官府以重要的責任。如果“被殺之人或家住他所，官徵燒埋銀移本籍，得其家屬給之”。還有一種官府支付的情況：“諸鬥毆殺人，應徵燒埋銀，而犯人貧窶，不能出備，並其餘親屬無應徵之人，官與支給”。對於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如奴僕、瘋病之人等)的殺人犯罪，法律規定由其監護人負責交納燒埋銀。如元朝私家奴僕眾多，法律明確規定：“諸庸作毆傷人命，徵燒埋銀，不及庸作之家”;“諸奴毆人致死，犯在主家，於本主徵燒埋銀，不犯在主家，燒埋銀無可徵者，不徵於其主”。
燒埋銀製度很人道
《元史·刑法志》中所載之元代五刑，為“笞、杖、流、徒、死”，與中國古代其他朝代的刑法並無二致，五刑是司法中之主刑。燒埋銀製度是附加於主刑之上的刑罰，“諸殺人者死，仍於家屬徵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具有附加刑和賠償性質。一如現代司法制度中所謂“刑事責任附帶民事責任”。
縱觀《元史·刑法志四·殺傷》篇目所羅列之具體罪名中，凡屬人命案者，均需徵收燒埋銀，且對徵收對象，並無民族身份之特殊規定。
《元史·刑法志四·殺傷》所規定的第一條“諸殺人者死”，不容置疑。還有一條規定：“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徵，並全徵燒埋銀。”這曾經引起歧義。
其實兩者並不矛盾，前者是針對謀殺，後者是針對失手殺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也就是說，應當具備以下幾個條件：首先事出有因，爭執、醉酒;其次毆打致死。這一界定，與“諸殺人者死”並無衝突。或者說，這一規定，實際上指的並非是“故意殺人罪”，而是“傷害致死罪”。如果蒙古人故意殺死漢人，那麼依照元代法律，亦屬於死刑，而非判處充軍就能了事。當然燒埋銀必須徵收。
而元代法律中公然偏袒蒙古人，也是不爭的事實，“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有司”，就證明了蒙漢兩族在元代法律體系中的不平等性。那麼在司法實踐中，“乘醉殺人”也會理所當然地成為一些蒙古人減輕罪責之護身符，因為“如爭執、醉酒”等情形，不好界定。
元代的燒埋銀製度，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犯罪被害賠償法律制度。中國封建朝代歷史上，一向缺少對犯罪被害人家屬的法律保護。皇帝和官員關心的是犯罪的懲治和教化的實行。翻翻二十四史刑法志裡，基本上每一頁少不了的都是對犯罪分子的寬恕和人道，監獄環境好壞，用刑輕重，無不在漢唐等明主的考慮之中。每逢新皇帝登基，免不了大赦天下，有時連死囚都能保命。然而就是沒有幾個人關心被害人家屬的狀況。而元朝的燒埋銀製度背後的法律規定是殺人者死，並向家屬徵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五十兩銀子可不是個小數目。有這樣的法律規定，大元帝國的蒙古人誰能肆無忌憚殺漢人?
更重要的是，對被害人來說，燒埋銀製度可謂是“良法美意”。不但使得對罪犯的刑事處罰達成了報仇雪恨的心願，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由於親人死去而遭受的物質損失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補償。
官府是當時司法的主體，對於燒埋銀的順利徵收至關重要。法律賦予官府以重要的責任。如果“被殺之人或家住他所，官徵燒埋銀移本籍，得其家屬給之”。還有一種官府支付的情況：“諸鬥毆殺人，應徵燒埋銀，而犯人貧窶，不能出備，並其餘親屬無應徵之人，官與支給”。對於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如奴僕、瘋病之人等)的殺人犯罪，法律規定由其監護人負責交納燒埋銀。如元朝私家奴僕眾多，法律明確規定：“諸庸作毆傷人命，徵燒埋銀，不及庸作之家”;“諸奴毆人致死，犯在主家，於本主徵燒埋銀，不犯在主家，燒埋銀無可徵者，不徵於其主”。
燒埋銀製度很人道
《元史·刑法志》中所載之元代五刑，為“笞、杖、流、徒、死”，與中國古代其他朝代的刑法並無二致，五刑是司法中之主刑。燒埋銀製度是附加於主刑之上的刑罰，“諸殺人者死，仍於家屬徵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具有附加刑和賠償性質。一如現代司法制度中所謂“刑事責任附帶民事責任”。
縱觀《元史·刑法志四·殺傷》篇目所羅列之具體罪名中，凡屬人命案者，均需徵收燒埋銀，且對徵收對象，並無民族身份之特殊規定。
《元史·刑法志四·殺傷》所規定的第一條“諸殺人者死”，不容置疑。還有一條規定：“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徵，並全徵燒埋銀。”這曾經引起歧義。
其實兩者並不矛盾，前者是針對謀殺，後者是針對失手殺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也就是說，應當具備以下幾個條件：首先事出有因，爭執、醉酒;其次毆打致死。這一界定，與“諸殺人者死”並無衝突。或者說，這一規定，實際上指的並非是“故意殺人罪”，而是“傷害致死罪”。如果蒙古人故意殺死漢人，那麼依照元代法律，亦屬於死刑，而非判處充軍就能了事。當然燒埋銀必須徵收。
而元代法律中公然偏袒蒙古人，也是不爭的事實，“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有司”，就證明了蒙漢兩族在元代法律體系中的不平等性。那麼在司法實踐中，“乘醉殺人”也會理所當然地成為一些蒙古人減輕罪責之護身符，因為“如爭執、醉酒”等情形，不好界定。
元代的燒埋銀製度，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犯罪被害賠償法律制度。中國封建朝代歷史上，一向缺少對犯罪被害人家屬的法律保護。皇帝和官員關心的是犯罪的懲治和教化的實行。翻翻二十四史刑法志裡，基本上每一頁少不了的都是對犯罪分子的寬恕和人道，監獄環境好壞，用刑輕重，無不在漢唐等明主的考慮之中。每逢新皇帝登基，免不了大赦天下，有時連死囚都能保命。然而就是沒有幾個人關心被害人家屬的狀況。而元朝的燒埋銀製度背後的法律規定是殺人者死，並向家屬徵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五十兩銀子可不是個小數目。有這樣的法律規定，大元帝國的蒙古人誰能肆無忌憚殺漢人?
更重要的是，對被害人來說，燒埋銀製度可謂是“良法美意”。不但使得對罪犯的刑事處罰達成了報仇雪恨的心願，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由於親人死去而遭受的物質損失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