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前雙方的衝突與滲透

　　“長崎事件”加劇日本反清情緒

　　清朝不僅在思想上鄙視日本，在實際行動上也一直在尋找機會對日本“宣示國威”。這其中，“長崎事件”在清日關係史中極為敏感，堪稱兩國關係惡化的一個導火線。1886年8月，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領定遠、鎮遠、濟遠、威遠等戰艦組成的艦隊，在朝鮮海域演習完畢後，受命於8月1日抵達長崎，名為維修戰艦，實則宣示軍威。8月13日，數名登岸購物休閒的清朝水兵在丸山遊廓寄合町的貸座敷妓院樓內，和日本巡警發生鬥毆。15日下午，約300名水兵上岸購物休閒，已經積怨的清朝水兵與日本巡警再次發生衝突，直至引發了200餘名水兵與更多當地日本人、巡警之間的群毆。最後調查統計，日本巡警死亡2人，傷26人，北洋水師水兵死亡5人，傷44人。

　　長崎事件是清王朝宣示國威的意外插曲，事件最後以兩國間互相賠償了事。事件最終以雙方的妥協而不是清廷的單方面退讓收場，讓一些人認為這是清廷在鴉片戰爭之後的第一次外交勝利。但是長崎事件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在日本當局挑動下，日本民間的反華、仇華、排華的情緒被煽動起來。日本民間升騰起一股“清國威脅論”，日本媒體形容北洋艦隊的到來，堪比江戶時期美國艦隊的黑船來航。僅僅圍繞定遠艦，日本國內就出現過《不如歸》、《不沉的定遠》、《第二的元寇》等數部小說，宣揚勇敢的日本海軍如何去擊沉定遠艦，連一些懵懂無知的兒童也玩起打定遠、鎮遠的遊戲。

　　1887年3月14日，日本天皇頒佈敕令“立國之急在我海防，一日不可遲緩。”皇室專門撥款30萬日元作為海防捐款，半年之內從首相伊藤博文到各地貴族、富豪、大名，為海防捐款已達200萬日元，日本政府還發行超過了1700萬日元的海軍公債。日本提速了1884年制定的海軍建設十年計劃，經過了8年發展，海軍實力實際已經超過了北洋艦隊。

　　此外，長崎事件中還產生另一個惡果——清朝的情報大門被打開。一個名叫吳大五郎的日本人在打鬥現場，偶然拾到了一本北洋水師水兵丟失的小字典，小字典中的漢文字縱橫兩側，標註了0-9不同的小數字。日本情報部門立刻判定這是清軍電報用的漢字譯電本，通過分析這些漢字與數字，初步掌握了破解清王朝密碼的基本方法。為了徹底破解密碼，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故意設圈套，提供給了清王朝駐日公使汪鳳藻一份漢字書寫的長度適中的政府文書。次日日本電信課就順利截獲了公使館發給總理衙門的電報。時任電信課長的佐藤愛麿利用這一漢字內容完全知曉的電報，仔細研究，終於破獲了清王朝公使館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