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的變法悲劇

　　許多史書，都把王安石變法作為正面典型來歌頌，以為既為變法，便是對傳統機制的突破，必須嘉許，而不論實際結局如何。現在回溯千年探究，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怎麼富國強兵，一向立意高遠的王安石竟定位於“理財”二字，最後就是一個錢字。在一個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一定時期財富總額是一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官家。一個“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錢“理”進了“官家”的口袋。幾乎每次廊廟相會，司馬光、蘇軾等人都詰難王安石這個問題，王沒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為變法立言的原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論，王安石的“三不”信條確實是非常值得一書的，這是改革家大無畏的鬥爭精神。但反過來看，改革家非理性過頭的激情也因此暴露無遺。

　　說句唐突古人的話，就是光顧自己一逞政治抱負，變法變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於不顧。對於弱勢群體的血和淚，王安石企圖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這又哪裡克服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