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南明為什麼滅亡：天令其亡，先令其狂
李清《南渡錄》卷三記，甲申九月“時正項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五十餘萬，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
工部與戶部上言：“今天下兵馬錢糧通盤打算，缺額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戶部見存庫銀止一千有零耳。”
因為南明財政收支不抵，戶部就變相加徵。
甲申十二月決定“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一釐，給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紙”，合計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銀五十萬六千四百五十餘兩，道路譁然”。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裡，搜刮百姓財物無孔不入，所得金錢卻幾乎從來沒有用於救濟災民、興修水利等實政。除了豢養軍隊以外，財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費於皇帝、宮廷和官僚，供他們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於南京，馬上“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國用匱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蒐括民脂民膏，地方軍隊更是形如強盜，南明之民心從此就已消失殆盡。
諷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他那傾盡國力，耗資巨大所豢養的軍隊，在清軍南侵的時候，一戰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鐸初下江南的時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清兵南侵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
以後陸續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又是幾十萬的軍力，這些漢將為大清擊潰南明政府、統一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
南明重用這樣一些無恥將領，想不滅亡也難了。
南明之滅亡
南明小朝廷的無能腐敗可謂中國歷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誤在於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借虜平寇”。實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討賊，圖謀劃江而治的天真戰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會犯下這種戰略性的重大錯誤，原因是因為自身的腐敗無能、不思進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黨派林立，為爭權奪利紛爭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時候，正值吳三桂降清，聯兵擊敗大順軍，佔領北京之際。
弘光君臣看到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復神京，一個個興高采烈，稱之為“功在社稷”的“義舉”。
五月二十七日，大學士馬士英疏“陳恢復大計”說：“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諮送督輔以備驅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決定“封關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齎送”。
當政的文武大臣，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起義農民為敵，而對多次犯中原，這時已經“攘取畿輔等地”的清方則一味退讓，在“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下，圍繞“定策”、“逆案”、“順案”爭權奪利。
而軍事方面，南明最為倚重的江北四鎮中，二劉之兵皆“虛誇不中用”，惟高傑兵戰鬥力強。高傑兇悍桀驁，卻毅然拒絕清肅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誘降，疏請以己重兵駐歸德，冒大雪，沿黃河築牆，專力防禦清兵，並聯絡河南睢州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不料許定國暗通清兵，設計於酒後謀害了高傑，渡河降清，並引清兵至儀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勢危急之際，擁有數十萬重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發兵南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卻公然提出：“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當時有人抗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馬士英命令“有議守淮者斬”，朝議之後，竟詔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國防大臣的身份督師一年多，卻沒有任何成果，既沒練兵，也沒防禦，更沒有趁大清和大順交戰之際收復失地，一味苟安，最後清軍南下，一敗再敗，退守揚州，以身殉國。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權滅亡。
因為清朝的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犯下了嚴重錯誤，南明後期得以順勢團結了幾十萬大順軍、張獻忠的歸降部隊，提出反清復明的口號，共同對付清兵，曾經輝煌一時。但是各個將領依舊各自為政，南明的幾個大將，孫可望後期的飛揚跋扈，最終導致眾叛親離，賣身投靠;鄭成功雖然有大志、有軍事才能，卻私心自用，斷送華南抗清大業。之後退守臺灣，一心守護自己鄭家的地盤;李定國也是悲劇，出滇抗清前期遭孫可望妒恨，無法在兩湖、江西戰場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於鄭成功連兵粵、閩，會師北上，得到的卻是鄭成功的虛應，結果導致喪師失地，南明中興從此無望，最後只好死而後已。
南明之滅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將領，無能的督師，明朝的遺毒如黨爭、苛政、文人領兵都被完好無損繼承下來，甚至還有所發揚光大，那麼延續著明朝的滅亡之路走向覆滅也就順理成章了。
皇太極的改革
皇太極這個人很不簡單，以往我們過多把目光放到他在軍事的勝利上，而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大規模改革，而後者才正是後金興起的主要原因。
在努爾哈赤當政的晚年，政策上有不少失誤，他實行對對漢官漢民的殘暴政策。屠殺、鎮壓、奴役激起漢族各階層的反抗，造成後金社會的動盪不安。
皇太極即位後馬上就調整對待漢官漢民的政策，使漢官漢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以緩和女真族與漢族之間的尖銳矛盾。
在皇太極即位後的第四天，就頒佈了一項命令：“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慾潛逃，及今奸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概置不論。嗣後惟已經在逃，而被緝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論。”
在頒佈這項法令以後的第三天，又頒佈了一項新的重要法令，這個新法令要求停止築城等過重的勞役，使老百姓可以“專勤南畝，以重本務”。新法令還說：在社會上“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判罪犯，承擔“差徭公務”等，不得差別對待。
這些政策的頒佈對後金漢人的人心安定起了重要作用，從而為後金的軍事行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努爾哈赤時期，後金的國家行政機構十分簡陋，以旗代政，一職多能。皇太極致力於中央政府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行政機構，天聰五年(1631年)，設立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號“大清”，改元“崇德”。
崇德改元前一個月，即天聰十年(1636年)的三月間，改文館為“內三院”，即內秘書院、內國史院、內弘文院。這是繼天聰五年仿明制設立六部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的建政活動。五六月間，還設立了都察院和更定蒙古衙門為理藩院，以完善中央統治機構。
皇太極通過完善中央統治機構的過程，削弱八旗貝勒的實權，逐步集權於中央的過程，從而鞏固了皇權。
因為皇太極的銳意進取，大清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一系列的政府體制改革，為將來大清入主北京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滿族社會中沿襲著一種很古老的婚姻習俗，崇德改元之後，皇太極也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改革，規定：“自今以後，凡人不許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嬸母、嫂子、媳婦。”同時還廢止了“夫死妻殉”的陳舊習俗。
天聰六年(1632年)滿文改革家達海，改進了初創時期的滿文。
工部與戶部上言：“今天下兵馬錢糧通盤打算，缺額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戶部見存庫銀止一千有零耳。”
因為南明財政收支不抵，戶部就變相加徵。
甲申十二月決定“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一釐，給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紙”，合計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銀五十萬六千四百五十餘兩，道路譁然”。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裡，搜刮百姓財物無孔不入，所得金錢卻幾乎從來沒有用於救濟災民、興修水利等實政。除了豢養軍隊以外，財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費於皇帝、宮廷和官僚，供他們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於南京，馬上“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國用匱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蒐括民脂民膏，地方軍隊更是形如強盜，南明之民心從此就已消失殆盡。
諷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他那傾盡國力，耗資巨大所豢養的軍隊，在清軍南侵的時候，一戰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鐸初下江南的時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清兵南侵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
以後陸續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又是幾十萬的軍力，這些漢將為大清擊潰南明政府、統一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
南明重用這樣一些無恥將領，想不滅亡也難了。
南明之滅亡
南明小朝廷的無能腐敗可謂中國歷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誤在於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借虜平寇”。實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討賊，圖謀劃江而治的天真戰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會犯下這種戰略性的重大錯誤，原因是因為自身的腐敗無能、不思進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黨派林立，為爭權奪利紛爭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時候，正值吳三桂降清，聯兵擊敗大順軍，佔領北京之際。
弘光君臣看到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復神京，一個個興高采烈，稱之為“功在社稷”的“義舉”。
五月二十七日，大學士馬士英疏“陳恢復大計”說：“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諮送督輔以備驅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決定“封關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齎送”。
當政的文武大臣，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起義農民為敵，而對多次犯中原，這時已經“攘取畿輔等地”的清方則一味退讓，在“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下，圍繞“定策”、“逆案”、“順案”爭權奪利。
而軍事方面，南明最為倚重的江北四鎮中，二劉之兵皆“虛誇不中用”，惟高傑兵戰鬥力強。高傑兇悍桀驁，卻毅然拒絕清肅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誘降，疏請以己重兵駐歸德，冒大雪，沿黃河築牆，專力防禦清兵，並聯絡河南睢州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不料許定國暗通清兵，設計於酒後謀害了高傑，渡河降清，並引清兵至儀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勢危急之際，擁有數十萬重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發兵南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卻公然提出：“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當時有人抗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馬士英命令“有議守淮者斬”，朝議之後，竟詔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國防大臣的身份督師一年多，卻沒有任何成果，既沒練兵，也沒防禦，更沒有趁大清和大順交戰之際收復失地，一味苟安，最後清軍南下，一敗再敗，退守揚州，以身殉國。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權滅亡。
因為清朝的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犯下了嚴重錯誤，南明後期得以順勢團結了幾十萬大順軍、張獻忠的歸降部隊，提出反清復明的口號，共同對付清兵，曾經輝煌一時。但是各個將領依舊各自為政，南明的幾個大將，孫可望後期的飛揚跋扈，最終導致眾叛親離，賣身投靠;鄭成功雖然有大志、有軍事才能，卻私心自用，斷送華南抗清大業。之後退守臺灣，一心守護自己鄭家的地盤;李定國也是悲劇，出滇抗清前期遭孫可望妒恨，無法在兩湖、江西戰場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於鄭成功連兵粵、閩，會師北上，得到的卻是鄭成功的虛應，結果導致喪師失地，南明中興從此無望，最後只好死而後已。
南明之滅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將領，無能的督師，明朝的遺毒如黨爭、苛政、文人領兵都被完好無損繼承下來，甚至還有所發揚光大，那麼延續著明朝的滅亡之路走向覆滅也就順理成章了。
皇太極的改革
皇太極這個人很不簡單，以往我們過多把目光放到他在軍事的勝利上，而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大規模改革，而後者才正是後金興起的主要原因。
在努爾哈赤當政的晚年，政策上有不少失誤，他實行對對漢官漢民的殘暴政策。屠殺、鎮壓、奴役激起漢族各階層的反抗，造成後金社會的動盪不安。
皇太極即位後馬上就調整對待漢官漢民的政策，使漢官漢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以緩和女真族與漢族之間的尖銳矛盾。
在皇太極即位後的第四天，就頒佈了一項命令：“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慾潛逃，及今奸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概置不論。嗣後惟已經在逃，而被緝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論。”
在頒佈這項法令以後的第三天，又頒佈了一項新的重要法令，這個新法令要求停止築城等過重的勞役，使老百姓可以“專勤南畝，以重本務”。新法令還說：在社會上“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判罪犯，承擔“差徭公務”等，不得差別對待。
這些政策的頒佈對後金漢人的人心安定起了重要作用，從而為後金的軍事行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努爾哈赤時期，後金的國家行政機構十分簡陋，以旗代政，一職多能。皇太極致力於中央政府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行政機構，天聰五年(1631年)，設立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號“大清”，改元“崇德”。
崇德改元前一個月，即天聰十年(1636年)的三月間，改文館為“內三院”，即內秘書院、內國史院、內弘文院。這是繼天聰五年仿明制設立六部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的建政活動。五六月間，還設立了都察院和更定蒙古衙門為理藩院，以完善中央統治機構。
皇太極通過完善中央統治機構的過程，削弱八旗貝勒的實權，逐步集權於中央的過程，從而鞏固了皇權。
因為皇太極的銳意進取，大清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一系列的政府體制改革，為將來大清入主北京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滿族社會中沿襲著一種很古老的婚姻習俗，崇德改元之後，皇太極也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改革，規定：“自今以後，凡人不許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嬸母、嫂子、媳婦。”同時還廢止了“夫死妻殉”的陳舊習俗。
天聰六年(1632年)滿文改革家達海，改進了初創時期的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