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南明為什麼滅亡:天令其亡,先令其狂

  於是滿族有了自己的文字,這些都是皇太極治理下了不起的成就。

  皇太極重視農業生產,他認為農業是“立國之本”,“國之大經”,因此頒行一系列保護和鼓勵農業生產的法令。農業的改革是大清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像努爾哈赤時候的經濟危機再也沒有出現過。

  相比皇太極,明朝末年的幾個皇帝簡直無知無識,差得太遠。

  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明帝國會有這麼多昏庸無能的皇帝,大奸臣、大太監,而不過數十萬人的女真族竟然會有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順治、康熙、雍正等等如此多的才智之士呢?明朝的滅亡是上天的安排,還是別有原因呢?

  入關後的政策

  大清進入北京後,多爾袞在范文程、洪承疇等的建議下,提出了“經綸方始,治理需人。凡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贓,審實立行處斬,鞭責似覺過寬。自後問刑,準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說,以前的貪官汙吏行為一概不計較,只要有利於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後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這樣,清兵征戰方面有多爾袞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吳三桂的遼東精兵,戰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疇等運籌帷幄,政治上又制定合適的政策,大量啟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國家,鞏固佔領的領土,為出擊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來的一統天下做好了準備。

  清朝政府的政治改革是關鍵。

  清朝政府在多爾袞時期以及順治親政之初,就已致力於改革賦稅徵收制度了。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廢除了明朝加派的軍餉。另一主要成就,則是丁口數與登錄在賦稅冊上的土地數的增長。

  清朝政府推行無主荒地免費分給農民墾種的政策。例如四川,每戶可分耕地30畝,旱地50畝,交換條件是墾戶須入籍。這些政策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順治年間共開墾土地164263頃,即每年約9125頃。康熙年間共開墾273671頃,即每年4561頃。由於政府提供減稅優惠,鼓勵土地所有者自己開墾田地,僅1658年開墾土地的總數就高達98259頃。

  在1645至1661年間,因為賦稅管理制度的改革,丁口數從1000萬增至1900萬,約增加了90%。同時,從1651到1661年,登錄在冊的土地面積幾乎翻了一番,從29億畝增至約52.6億畝,同時清朝政府的財政收入得以收支平衡,甚至頗有盈餘。明朝中葉以來一直伴隨著中央政府的財政危機在清朝時期得到了徹底的解決。

  清朝政府還開闢了專門的部門處理水利事務,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是王永吉。

  王永吉在明朝晚期以專長於財政、刑法和災荒賑濟而聲名卓著。

  明朝水利系統早已經是混亂不堪。在清朝政府統治的前十年中,差不多每年都有河道大決口,造成嚴重水災。在王永吉的領導和清朝政府的支持下,開始了大規模的修建水利工程。

  清朝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如1686年修建衝鶴運河,1688年疏浚黃河口,1699年加固江蘇高家堰堤壩。這些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後六十年內,黃河再也沒有發生過一次大水災,這對河北平原和淮陰地區的老百姓來說是造福無窮。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政府在政治、經濟等改革措施上並非自己獨創,相反,清朝政府的政治體制、中央機構,乃至改革方針,都是沿用了明朝時候的政策,甚至是改革的主要領導人也是明朝滅亡後投誠過來的叛臣,改革對於清朝政府來說好像沒有明朝時期那麼難,雖然在清朝入關後推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大江南北的反抗,但是清朝的最終統一全國不是因為暴力鎮壓,而是因為積極的改革造成是不可否認的。

  而明朝政府,以及南明政府,對他們而言,這些改革措施他們比清朝政府更有條件做到,他們完全可以得到民心,解決財政危機,提高軍事實力,只不過他們都不屑、不願去做罷了。

  明之滅亡

  明朝末年,“中國以土廣民眾,文化水準比較高的民族,但卻為局處一隅的後金的野蠻民族的所擊敗”。此論有失偏頗,清之取國於李自成,而非明,這是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的共識。

  明末年間曾流傳一首民謠。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老天爺,你年紀大,你看不見人來聽不見話。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你塌了罷!你塌了罷!”

  可見普通民眾對明朝政府怨毒之深。

  清朝之所以能夠維持穩定,絕非只靠殺戮。對於這一點,很多人下意識的忽略這點,只靠武力治理國家是行不通的,如元朝,如果推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暴政,就算是縱橫天下無敵的蒙古騎兵,也是迅速瓦解。

  經過幾十年的農民戰爭和清朝的統一戰爭,全國土地荒蕪,人丁缺少,財政收支入不敷出。1661年,即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戶口只有一千九百多萬口,還不到明朝萬曆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萬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國的田地只有五百二十六萬多頃。

  天府之國四川“民無遺類,地盡拋荒”,“有土無人”;江西是“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魚米之鄉的湖南“自嶽而長,村不見一廬舍,路不見一行人”。

  而康熙採取了積極的政治、經濟改革,獎勵墾荒,輕徭薄賦,懲治貪汙,並且興修水利,節約開支,1681年(康熙二十年)後,清朝的財政收入大為好轉,1709年(康熙48年)後,戶部庫存銀由一千二百萬兩增至五千萬兩,到1722年(康熙61年),全國人丁增至兩千四百九十多萬口,田地增至七百三十五萬頃。1661年,順治年間,人口不過1億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間,人口數已經上升到3億。社會出現了相對繁榮安定的局面,史稱康熙盛世。人口的迅速增長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關係,康熙實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賦”之策。雍正推行“攤丁入畝”的稅賦改革,取消了千年來的人頭稅和丁役銀。這些都極大的鼓勵了中國民間人口的繁榮。

  這樣的局面,是清朝政府積極的政策使然。清朝政府的改革已經超過了張居正時期的成就,相對於明朝中後期一百多年的昏君、特務政治、黨爭,以及苛政來說,說前清“康熙盛世”並不為過。

  表面上,明朝政府是在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外有女真的夾擊下最終滅亡,但是以後金區區數十萬人口,十來萬兵力,又或是在飢餓狀態下的幾乎毫無戰鬥力的百萬流民,是沒有可能推翻一個只要稍微積極一點的明朝帝國。

  如果沒有女真,也沒有李自成,明朝繼續這樣毫無活力,步履蹣跚的走下去,民眾也繼續對壓迫和恐怖無動於衷,冷漠而麻木的接受這一切,那麼,中國的未來會怎麼樣?

  中國又能夠憑什麼來改寫近代那麼最屈辱的歷史呢?

  明朝之滅亡,實屬咎由自取,明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貧民百姓,都難辭其咎,明朝的命運操縱在他們手裡,而他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或者容忍了不公正的對待,也就勢必遭到報應。

  中國近代之衰落,現代之復興,未來之命運,都是同樣的道理。

  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諫,今天我們所做的就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在一百年後,一千年後,後人會驚歎我們勇氣和先見之明,還是會詛咒我們的怯懦和愚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