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禁止嫖娼的事例？

　　康熙皇帝繼承了順治禁娼政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復令重申禁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頒佈的律例上明文規定：“夥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

　　嘉慶皇帝進一步加大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力度。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訂的《大清律》規定：“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說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掃黃”的聲勢很大，一時頗有效果。以當時全國著名的“紅燈城市”揚州為例，當時的性工作者便很緊張。自隋唐起，揚州的性產業便十分發達，雖然朝廷“掃黃”，但娼妓並未能禁絕，“私窠子”“半月門”“揚濱”“船孃”這類暗、私娼繼續活動。這些性工作者對“掃黃”信息很靈通，風聲一緊，她們便“集體消失”。清初文人吳綺在《揚州鼓吹詞》序中是這樣說的：“一逢禁令，轍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在古代中國各個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明確的，但實際上也沒禁住，民間賣淫嫖娼依然嚴重。特別是在咸豐皇帝奕詝主政後，北京的娼妓又趨活躍，“禁娼令”名存實亡，在封建時代行將結束前，管仲提倡的性產業罕見地出現了最後的輝煌。當時全國形成了大大小小多個“紅燈區”，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以及時稱“十里洋場”的上海，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登記的妓院還有800多家。

　　性產業在清末為何又繁盛了?一是由於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後，商業經濟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產業;二是由於皇帝帶頭享樂，同治皇帝便喜歡“冶遊”，經常喬裝私訪妓院，坊間傳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並非空穴來風。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現鬆動，史家稱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實上承認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古代中國的禁娼，始終在這種禁與非禁中博弈。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明文規定，禁娼才變成了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