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列寧可遇不可求的“畢生摯愛”
亨德森說，列寧喚雅庫波娃“Lirochka”。在多年後寫給她的信中，列寧寫道，“恰好在給您的信裡不得不常常談到鬥爭(筆頭上的)，這也許很不合適。但是我認為，我們昔日的友誼使我不能不採取這種完全直率的態度。”信件收錄在《列寧全集第44卷》中。
1908年，雅庫波娃和丈夫回到聖彼得堡，但是據亨德森說，之後他們的遭遇無人知曉。據悉，最後一個熟知她的人叫takhtarev，1924年他形容雅庫波娃是“我無私的朋友，為了解放勞動事業高尚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亨德森寫道，“可能是由於列寧或者克魯普斯卡婭的命令，或者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這位工農聯盟的重要成員沒有被寫入歷史。她去世的時間大概在1913年至1917年之間。”
同時代的人稱雅庫波娃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聰明、堅定、果斷並且非常真實。”亨德森說，“就像其他很多被從俄國革命運動歷史中除名的人一樣，雅庫波娃應該得到遲來的認可。”
據悉，亨德森的研究論文在2016年12月刊的同行審議雜誌《俄國革命》(revolutionaryrussiajournal)上發表。
【附：列寧寫給雅庫波娃的信】
致阿·亞·雅庫波娃10月26日
昨天收到您10月24日的來信。依照您的請求，我馬上回答您。
我現在不能把信轉去(指轉給普列漢諾夫)，因為按我現有的地址，我不能用夾帶的方法，而只能用化學方法寫信，但是我沒有時間用這種方法把信轉抄一遍。昨天我已把信的要點寫信告訴了收信人，希望不久就把信的全文通知他。或者您把信用化學方法抄在未裝訂的書裡，那我就可以馬上轉給他。
我將把地址通知給姐姐，因為她9月間沒在巴黎，所以你們未必能同時在那裡。我想您已按照我給您的地址給她寫過一封短信了。
現在來談正事。
您的來信給了我一個奇怪的印象。除了通知地址和叫我轉交東西以外，信裡就只剩下了責備——實際上純粹是不加任何解釋的責備。您的這種責備幾乎到了挖苦人的程度(“您認為這樣做是有利於俄國工人運動呢，還是有利於普列漢諾夫?”)，不過，我當然不打算和您互相挖苦。
您責備我“勸阻了”他(指列寧給普列漢諾夫的答覆)。您把我的話表達得極不確切。我記得很清楚，我並沒有寫得這樣絕對和肯定。我寫道：“目前我們難於提出意見。”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預先把事情弄清楚，才能作出決定。應該弄清楚什麼，我的信裡說得很明白：我們必須完全弄清楚《工人思想報》是否真正有了“轉變”(像通知我們的那樣，像我們有權根據你們建議普列漢諾夫參加這一點所推論的那樣)和究竟是怎樣的轉變。
對於這個基本的和主要的問題，您卻隻字未提。
我們認為，《工人思想報》是一個同我們有著嚴重分歧的特殊派別的機關報，這您是早就知道的。幾個月以前，我和您的那封重要信件的收信人就直截了當地拒絕為這個派別的機關報工作;很明顯，既然我們自己都這樣做，我們自然建議別人也這樣做。
但是，《工人思想報》“轉變”的消息使我們很“為難”。真的轉變了，就能大大地改變事情的面貌。因此，很自然，我在信中首先就希望瞭解轉變的詳細情況，而您對這一點卻隻字未提。
也許您認為，在您給朋友(指爾·馬爾托夫)的信中已經答覆了我提出的關於轉變的問題?也許您認為，既然給普列漢諾夫的信是您代表《工人思想報》編輯部寫的，您給朋友的信，也可看作是編輯部的看法的正確反映?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就要作出這樣的結論：一點轉變也沒有。如果我錯了，請指出我的錯誤。前幾天，又有一位普列漢諾夫的積極支持者來信談到《工人思想報》的轉變。但是，在我同您通信的情況下，沒有得到您的證實，我當然不會聽信這些有關轉變的“傳聞”。
1908年，雅庫波娃和丈夫回到聖彼得堡，但是據亨德森說，之後他們的遭遇無人知曉。據悉，最後一個熟知她的人叫takhtarev，1924年他形容雅庫波娃是“我無私的朋友，為了解放勞動事業高尚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亨德森寫道，“可能是由於列寧或者克魯普斯卡婭的命令，或者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因，這位工農聯盟的重要成員沒有被寫入歷史。她去世的時間大概在1913年至1917年之間。”
同時代的人稱雅庫波娃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聰明、堅定、果斷並且非常真實。”亨德森說，“就像其他很多被從俄國革命運動歷史中除名的人一樣，雅庫波娃應該得到遲來的認可。”
據悉，亨德森的研究論文在2016年12月刊的同行審議雜誌《俄國革命》(revolutionaryrussiajournal)上發表。
【附：列寧寫給雅庫波娃的信】
致阿·亞·雅庫波娃10月26日
昨天收到您10月24日的來信。依照您的請求，我馬上回答您。
我現在不能把信轉去(指轉給普列漢諾夫)，因為按我現有的地址，我不能用夾帶的方法，而只能用化學方法寫信，但是我沒有時間用這種方法把信轉抄一遍。昨天我已把信的要點寫信告訴了收信人，希望不久就把信的全文通知他。或者您把信用化學方法抄在未裝訂的書裡，那我就可以馬上轉給他。
我將把地址通知給姐姐，因為她9月間沒在巴黎，所以你們未必能同時在那裡。我想您已按照我給您的地址給她寫過一封短信了。
現在來談正事。
您的來信給了我一個奇怪的印象。除了通知地址和叫我轉交東西以外，信裡就只剩下了責備——實際上純粹是不加任何解釋的責備。您的這種責備幾乎到了挖苦人的程度(“您認為這樣做是有利於俄國工人運動呢，還是有利於普列漢諾夫?”)，不過，我當然不打算和您互相挖苦。
您責備我“勸阻了”他(指列寧給普列漢諾夫的答覆)。您把我的話表達得極不確切。我記得很清楚，我並沒有寫得這樣絕對和肯定。我寫道：“目前我們難於提出意見。”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預先把事情弄清楚，才能作出決定。應該弄清楚什麼，我的信裡說得很明白：我們必須完全弄清楚《工人思想報》是否真正有了“轉變”(像通知我們的那樣，像我們有權根據你們建議普列漢諾夫參加這一點所推論的那樣)和究竟是怎樣的轉變。
對於這個基本的和主要的問題，您卻隻字未提。
我們認為，《工人思想報》是一個同我們有著嚴重分歧的特殊派別的機關報，這您是早就知道的。幾個月以前，我和您的那封重要信件的收信人就直截了當地拒絕為這個派別的機關報工作;很明顯，既然我們自己都這樣做，我們自然建議別人也這樣做。
但是，《工人思想報》“轉變”的消息使我們很“為難”。真的轉變了，就能大大地改變事情的面貌。因此，很自然，我在信中首先就希望瞭解轉變的詳細情況，而您對這一點卻隻字未提。
也許您認為，在您給朋友(指爾·馬爾托夫)的信中已經答覆了我提出的關於轉變的問題?也許您認為，既然給普列漢諾夫的信是您代表《工人思想報》編輯部寫的，您給朋友的信，也可看作是編輯部的看法的正確反映?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就要作出這樣的結論：一點轉變也沒有。如果我錯了，請指出我的錯誤。前幾天，又有一位普列漢諾夫的積極支持者來信談到《工人思想報》的轉變。但是，在我同您通信的情況下，沒有得到您的證實，我當然不會聽信這些有關轉變的“傳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