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德主刑輔
漢武帝尊崇儒術，他在法制問題上倡行“以禮入刑”、“德主刑輔”，是否在司法過程中表裡如一呢?
本來，《呂刑》“明德慎罰”是“以禮入刑”之發端，而孔子倡導“克已復禮為仁”則為儒家法制之基本思想，因而“禮”、“仁”在諸法合體中，逐漸成為儒家的德政理論基石，進而形成“德主刑輔”的古代法制原則。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執行“德主刑輔”較好的並非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在這方面，西漢不如唐宋，如唐太宗就曾讓死刑犯回家省親，這些死刑犯深受感動，居然在規定的時間內一個不少地返回牢籠，甘願引頸伏法。
唐太宗惻隱之心大發，將這些死囚赦免;又如宋仁宗時，四川一士子獻詩給太守，詩曰：“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四川太守將這士子綁送京城，可宋仁宗卻說：“這老秀才寫詩洩憤，怎能以言治罪?不如給他官做”。可見，唐太宗、宋仁宗均有德法善治的所為。事實上，唐貞觀年間和北宋朝前期，皇朝皆能遵循寬仁慎刑、德主刑輔的法制原則。
平心而論，漢武帝在“獨尊儒術”的思想影響下，也曾將一些疑難案件訴諸《春秋》，董仲舒以《春秋》為據，尋章摘句，辨析法理，或多或少還是影響了漢武帝。但在功利主義搖籃成長的漢武帝好大喜功，不可能全盤接受“德主刑輔”的辦案原則。因而在大多數時候，漢武帝仍堅持“輕德重刑”，實施嚴刑峻法。如在冤殺李陵的“夷三族”案件中，對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數百口人的誅殺之殘忍，令人不寒而慄!可憐李陵三族大多是婦人小孩，被株連殺戮，用刑之酷，史書上說，先用小刀在臉上刻刺，然後逐一割掉鼻子，再切下腳指，最後活活打死，把頭掛在旗杆上，屍身剁成肉醬，其情其狀之慘，不忍目睹。漢武帝的酷嚴甚至對自己的至親也不例外，漢武的女兒、兒子、孫子的慘死和皇后衛子夫被逼上吊即為典型例證。
漢武為保皇位六親不認，他的殘暴行徑為後世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非但如此，在濫施刑罰中，漢武還支持酷吏張湯以“微反唇”定官員顏異的“腹誹”之罪，並將其科處死刑。這種無聲的“微反唇”的腹誹之罪，超過《秦律》的言論治罪的範疇，其禁錮思想之嚴之廣，堪為後世殘暴的專制統治者效法。
可見，漢武表面尊崇儒術，倡行春秋決獄、德主刑輔，實質則在執行法家的勢、術、法之策，即以詭詐、厚黑、暴戾的手法施以嚴刑峻法，以選擇性執法的手段來高唱儒家的德政禮制，實際演奏的就是一曲“掛羊頭賣狗肉”的開山交響樂!
本來，《呂刑》“明德慎罰”是“以禮入刑”之發端，而孔子倡導“克已復禮為仁”則為儒家法制之基本思想，因而“禮”、“仁”在諸法合體中，逐漸成為儒家的德政理論基石，進而形成“德主刑輔”的古代法制原則。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執行“德主刑輔”較好的並非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在這方面，西漢不如唐宋，如唐太宗就曾讓死刑犯回家省親，這些死刑犯深受感動，居然在規定的時間內一個不少地返回牢籠，甘願引頸伏法。
唐太宗惻隱之心大發，將這些死囚赦免;又如宋仁宗時，四川一士子獻詩給太守，詩曰：“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四川太守將這士子綁送京城，可宋仁宗卻說：“這老秀才寫詩洩憤，怎能以言治罪?不如給他官做”。可見，唐太宗、宋仁宗均有德法善治的所為。事實上，唐貞觀年間和北宋朝前期，皇朝皆能遵循寬仁慎刑、德主刑輔的法制原則。
平心而論，漢武帝在“獨尊儒術”的思想影響下，也曾將一些疑難案件訴諸《春秋》，董仲舒以《春秋》為據，尋章摘句，辨析法理，或多或少還是影響了漢武帝。但在功利主義搖籃成長的漢武帝好大喜功，不可能全盤接受“德主刑輔”的辦案原則。因而在大多數時候，漢武帝仍堅持“輕德重刑”，實施嚴刑峻法。如在冤殺李陵的“夷三族”案件中，對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數百口人的誅殺之殘忍，令人不寒而慄!可憐李陵三族大多是婦人小孩，被株連殺戮，用刑之酷，史書上說，先用小刀在臉上刻刺，然後逐一割掉鼻子，再切下腳指，最後活活打死，把頭掛在旗杆上，屍身剁成肉醬，其情其狀之慘，不忍目睹。漢武帝的酷嚴甚至對自己的至親也不例外，漢武的女兒、兒子、孫子的慘死和皇后衛子夫被逼上吊即為典型例證。
漢武為保皇位六親不認，他的殘暴行徑為後世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非但如此，在濫施刑罰中，漢武還支持酷吏張湯以“微反唇”定官員顏異的“腹誹”之罪，並將其科處死刑。這種無聲的“微反唇”的腹誹之罪，超過《秦律》的言論治罪的範疇，其禁錮思想之嚴之廣，堪為後世殘暴的專制統治者效法。
可見，漢武表面尊崇儒術，倡行春秋決獄、德主刑輔，實質則在執行法家的勢、術、法之策，即以詭詐、厚黑、暴戾的手法施以嚴刑峻法，以選擇性執法的手段來高唱儒家的德政禮制，實際演奏的就是一曲“掛羊頭賣狗肉”的開山交響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