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晚清的海關都是由外國人來管的？
四反思赫德海關改革的成功，除了制度建設的成功外，還有以下因素：
第一是赫德本人的素質，以及他所承受的監管上的高壓。赫德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徒，又是一個極為敬業的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工作狂，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數十年如一日。此外，總稅務司這個職務處於多重焦點之下：清政府雖然把海關委託給他管理，但是從制度上來說，可以隨時換掉他。與此同時，德、法、俄、日等國家，都對總稅務司一職垂涎三尺，如果他行為稍有不檢點，就很可能下臺，這讓他不得不殫精竭慮，抓好管理。
第二，他把握好了自己與中國政府的定位。赫德多次重申:“總稅務司署，乃系中國機關，總稅務司系受中國政府之任命，辦理海關事務。故總稅務司在執行關政上，對於中國政府系協助之性質。自不應蔑視中國之主權，而謂政由我出”。
赫德非常清楚這樣做的理由:“我們做的是中國的工作，人家付錢讓我們做的是中國的工作，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的話，我們必須遵從中國的方式和觀點”。
赫德非常注意尊重中國政府的權威，而中國政府對新式海關的管理也感到滿意，給了赫德極大的管理自由空間。晚清的中國海關也稱“洋關”、“新關”，管理國際貿易。與之相對的則是內地的“常關”、“舊關”，由清政府官員主管。“洋關”高效廉潔，“常關”貪腐蔓延，形成鮮明對比。
所以晚清政府給了赫德極高的評價，“伏查總稅務司赫德自咸豐四年來華，至同治二年補授今職，綜理各關稅務，佈置周密，收數遞增，確著成效”，“在中國總司榷務，宣力有年，卓著成效，國家深資倚重”，“中國海關歲收稅項日見起色，莫不盛推總稅務司綜核之功。”
1908年，清政府賞赫德尚書銜，並在他死後追封太子太保，這是外國人在中國獲得的最高榮譽。
第三，赫德的改革是理性的、漸進的。赫德有著英國式的現實主義精神，他主導的新海關與中國舊海關並非一刀兩斷，而是有所繼承。比如新式海關在稅款解繳存放方面繼續沿用了傳統的關銀號制度，一直到辛亥革命後才逐漸由新式銀行取而代之。
赫德曾經說過:“中國對於歐洲的任何制度都不會原封不動地接受，因此必須改頭換面，才能適合中國人的眼光。改頭換面以後，內部的骨架子必須是堅固有力的，五官四肢仍然是完備的，全體的職能當然還是可以實現的;不過正如同普通的內地人看一個穿大禮服的中國人覺得奇怪一樣，一個嚴格的西方專家看見這種改頭換面的制度也會覺得不順眼的。我主張緩步穩進，開始時只做一些必須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事，但是有眼光的人們大概會因小見大，看到將來發展的遠景的。”
因為海關管理的成功，清政府擴大了赫德的權力，讓他接手了一部分沿海常關也就是內地稅關的管理工作，希望赫德能對它們進行近代化改造。
在將洋關制度移植到常關管理領域時，赫德儘可能留用了常關原套人馬，對原有“工作手續和人事將不作任何不必要的變動”，避免引起較大震動，接管五十里內常關的工作因此穩妥推進，取得成功。在幫助清政府創辦現代郵政制度時，赫德也說，“為各方面的利益計，我們應該效法的是龜行，而不是兔走”。
當然，雖然非常尊重中國政府的權威，但赫德作為一個西方人，仍然堅持認為西方的政治文明發展是高於中國的，他曾試圖把海關塑造成為“中國全面改革文職機構的典範”，以促進中國政府管理模式的升級。因此他提醒其他海關關員不要忘記“自己乃先進文明之代表，該文明與中國之文明截然不同，因之亦不必抑制發揚先進文明與推行西式成功經驗有益成果之自然願望”。
不管赫德的本心如何，他管理下的晚清中國海關，其廉潔程度在兩千餘年帝制中國的歷史上確實可以說是絕無僅有。魏爾特在《赫德與中國海關》中說，“赫德任期內海關人員的違法行為沒有超過五起。”
清末粵海關稅務司署后街
具體地說，據1854一1870年間16年的統計，海關關員中總共只有4名因行為不軌、1名因經商、1名因受賄而被除名。在赫德50年任期期間，未經授權的支出濫用公款等違法行為的案件沒有超過五起。這一事實說明，貪腐在中國並不是不能治好的絕症。
當然，我們要看到，赫德管理的中國海關，也有很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對華人的歧視：海關主要管理崗位都是西方人，在赫德任內，直到1907年才有一名叫張福庭的華員做到代理亞東關稅務司。
本文的任務不是對赫德進行全面介紹，因此不評價他海關改革以外的活動，但是無庸迴避的是，赫德的所作所為，很多時候代表的是英國利益。而且一個外國人那麼長時間把持中國的海關，這本身就是對中國尊嚴的極大損害。所以可以說，“中國海關主權是由赫德一手徹底破壞的”，他把中國海關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性質的海關。
1949年之後，新中國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海關管理權。揚眉吐氣的中國人完全擯棄了舊海關的制度和方法，參照傳統和蘇聯制度，採取了自己的管理方式。比如赫德時代海關實現了垂直領導，但是新中國海關實際上是中央與地方雙重領導，並且以地方領導為主。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歸了傳統。
管理制度是人類共有的財富，是無國界的。赫德時代的海關管理經驗，也許可以給今天的中國海關建設乃至整個反腐制度建設提供一點有益的啟發。
第一是赫德本人的素質，以及他所承受的監管上的高壓。赫德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徒，又是一個極為敬業的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工作狂，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數十年如一日。此外，總稅務司這個職務處於多重焦點之下：清政府雖然把海關委託給他管理，但是從制度上來說，可以隨時換掉他。與此同時，德、法、俄、日等國家，都對總稅務司一職垂涎三尺，如果他行為稍有不檢點，就很可能下臺，這讓他不得不殫精竭慮，抓好管理。
第二，他把握好了自己與中國政府的定位。赫德多次重申:“總稅務司署，乃系中國機關，總稅務司系受中國政府之任命，辦理海關事務。故總稅務司在執行關政上，對於中國政府系協助之性質。自不應蔑視中國之主權，而謂政由我出”。
赫德非常清楚這樣做的理由:“我們做的是中國的工作，人家付錢讓我們做的是中國的工作，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的話，我們必須遵從中國的方式和觀點”。
赫德非常注意尊重中國政府的權威，而中國政府對新式海關的管理也感到滿意，給了赫德極大的管理自由空間。晚清的中國海關也稱“洋關”、“新關”，管理國際貿易。與之相對的則是內地的“常關”、“舊關”，由清政府官員主管。“洋關”高效廉潔，“常關”貪腐蔓延，形成鮮明對比。
所以晚清政府給了赫德極高的評價，“伏查總稅務司赫德自咸豐四年來華，至同治二年補授今職，綜理各關稅務，佈置周密，收數遞增，確著成效”，“在中國總司榷務，宣力有年，卓著成效，國家深資倚重”，“中國海關歲收稅項日見起色，莫不盛推總稅務司綜核之功。”
1908年，清政府賞赫德尚書銜，並在他死後追封太子太保，這是外國人在中國獲得的最高榮譽。
第三，赫德的改革是理性的、漸進的。赫德有著英國式的現實主義精神，他主導的新海關與中國舊海關並非一刀兩斷，而是有所繼承。比如新式海關在稅款解繳存放方面繼續沿用了傳統的關銀號制度，一直到辛亥革命後才逐漸由新式銀行取而代之。
赫德曾經說過:“中國對於歐洲的任何制度都不會原封不動地接受，因此必須改頭換面，才能適合中國人的眼光。改頭換面以後，內部的骨架子必須是堅固有力的，五官四肢仍然是完備的，全體的職能當然還是可以實現的;不過正如同普通的內地人看一個穿大禮服的中國人覺得奇怪一樣，一個嚴格的西方專家看見這種改頭換面的制度也會覺得不順眼的。我主張緩步穩進，開始時只做一些必須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事，但是有眼光的人們大概會因小見大，看到將來發展的遠景的。”
因為海關管理的成功，清政府擴大了赫德的權力，讓他接手了一部分沿海常關也就是內地稅關的管理工作，希望赫德能對它們進行近代化改造。
在將洋關制度移植到常關管理領域時，赫德儘可能留用了常關原套人馬，對原有“工作手續和人事將不作任何不必要的變動”，避免引起較大震動，接管五十里內常關的工作因此穩妥推進，取得成功。在幫助清政府創辦現代郵政制度時，赫德也說，“為各方面的利益計，我們應該效法的是龜行，而不是兔走”。
當然，雖然非常尊重中國政府的權威，但赫德作為一個西方人，仍然堅持認為西方的政治文明發展是高於中國的，他曾試圖把海關塑造成為“中國全面改革文職機構的典範”，以促進中國政府管理模式的升級。因此他提醒其他海關關員不要忘記“自己乃先進文明之代表，該文明與中國之文明截然不同，因之亦不必抑制發揚先進文明與推行西式成功經驗有益成果之自然願望”。
不管赫德的本心如何，他管理下的晚清中國海關，其廉潔程度在兩千餘年帝制中國的歷史上確實可以說是絕無僅有。魏爾特在《赫德與中國海關》中說，“赫德任期內海關人員的違法行為沒有超過五起。”
清末粵海關稅務司署后街
具體地說，據1854一1870年間16年的統計，海關關員中總共只有4名因行為不軌、1名因經商、1名因受賄而被除名。在赫德50年任期期間，未經授權的支出濫用公款等違法行為的案件沒有超過五起。這一事實說明，貪腐在中國並不是不能治好的絕症。
當然，我們要看到，赫德管理的中國海關，也有很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對華人的歧視：海關主要管理崗位都是西方人，在赫德任內，直到1907年才有一名叫張福庭的華員做到代理亞東關稅務司。
本文的任務不是對赫德進行全面介紹，因此不評價他海關改革以外的活動，但是無庸迴避的是，赫德的所作所為，很多時候代表的是英國利益。而且一個外國人那麼長時間把持中國的海關，這本身就是對中國尊嚴的極大損害。所以可以說，“中國海關主權是由赫德一手徹底破壞的”，他把中國海關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性質的海關。
1949年之後，新中國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海關管理權。揚眉吐氣的中國人完全擯棄了舊海關的制度和方法，參照傳統和蘇聯制度，採取了自己的管理方式。比如赫德時代海關實現了垂直領導，但是新中國海關實際上是中央與地方雙重領導，並且以地方領導為主。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歸了傳統。
管理制度是人類共有的財富，是無國界的。赫德時代的海關管理經驗，也許可以給今天的中國海關建設乃至整個反腐制度建設提供一點有益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