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信仰

　　明代的海瑞同樣也招致了士大夫階層的批評，而且比包拯更甚，幾乎已經到了不見容於當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潔耿介，平時所學以剛為主，自號剛峰，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幾次為官開場時轟轟烈烈，卻都黯然收場。其中原因，當然並不僅僅因為“天下皆濁我獨清”。

　　萬曆皇帝給他的斷語是：“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

　　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長處，實際上是一種批評和否定。萬曆皇帝對海瑞的廉潔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認為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風化方面有榜樣作用，在國計民生的事功上並不能有所建樹。

　　康熙皇帝對清官問題有其自身的認識，他在一道詔書中說：“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寬方為盡善。朱子雲：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乃為真清。”

　　康熙的意思很明確，清官要把道德優越感丟掉，對人不可苛責太嚴，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執的強硬。身為一國之君，他當然不是鼓勵貪汙，而是不希望出現“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局面，使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

　　《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綸，是和包拯、海瑞一樣被民眾稱為“青天大老爺”的人物。有人薦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說：“朕深知仕綸廉，但遇事偏執，民與諸生訟，彼必袒民；諸生與縉紳訟，彼必袒諸生。處事惟求得中，豈偏執?如世綸者，委以錢穀之事，則相宜耳。”最終改授其為湖南布政使。看來，康熙是深明清官運用之妙的。

　　普通民眾和社會精英對清官的評價出現差異是耐人尋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對清官的批評集中在一個“刻”字上。這個“刻”意義很廣，既包括用法嚴苛，也包括對屬下和部民苛責，還包括在施政中偏執、強硬，不近人情。

　　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潔癖，對自己和他人都太過苛責，如果別人不能達到他們的標準，就一概斥為泥豬、癩狗、汙穢小人。這種心態導致了他們在施政中用法嚴苛，而這一點卻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對清官的期許不外有三：抑制欺壓百姓的權豪勢要；打擊魚肉鄉里的潑皮無賴；懲戒貪贓枉法的貪官汙吏。清官對這些人打擊越嚴厲就越符合老百姓“吃大戶”的樸素願望，才是“愛民”。

　　如《拍案驚奇》裡的梁太守看見拐帶婦女、弄出人命的潑皮無賴汪錫只被判了充軍，於是大怒，“喝交皂隸重責六十板，當下絕氣”。這種擅殺行為卻受到了作者的肯定，稱他極有正氣。

　　士大夫階層對清官的這種“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價值觀因素外，考慮到治國施政的現實情況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康熙皇帝所說，“處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於個人修為，它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為，就不能僅憑道德上的居高臨下，一味的偏執強硬。據司馬光《涑水紀聞》載：“包希仁知廬州，即鄉里也……有從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親舊皆屏息。”這段大義滅親的“佳話”總讓人產生其他的想法：若從舅有可死之罪，殺之則可；若罪不至死，包拯為了表示自己鐵面無私就從嚴懲處，殺之以博直名，這種“殺妻求將”的行徑無疑會使我們對他的崇敬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