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的制度腐敗化到腐敗制度化（二）

　　而“伶仃洋時代”的最大變化，就是行商們在鴉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這導致了官商勾兌程序的巨大變化——外商們越過了華商，直接與官府開始勾兌，用馬士的說法，這“大大提高了行賄的效率”。

　　馬士將鴉片走私的“伶仃洋”時代，分為3段。第一階段，從1821~1828年，伶仃洋逐漸形成鴉片集散中心，外商開始直接面向終端渠道批發鴉片，原先的中介者行商們日漸推出，鴉片的走私量從1811~1821年的年均4494箱，增加到1821~1828年的年均9708箱。

　　1828~1835年，是“伶仃洋”時代的第二階段。在兩廣總督於1828年頒佈了更為嚴格的禁菸令後，鴉片交易市場再度向北擴張，到了閩粵交界的南澳。這一時期，鴉片的走私進口量猛增到了年均18712箱。

　　自1835年到鴉片戰爭爆發的1839年，“伶仃洋時代”進入全盛時期。精簡了行商這一中間環節後，外商們的利潤大大提升。鴉片走私大幹快上，年均進口量達到了30000箱。

　　在“伶仃洋時代”，在廣州經商的外商們，因為原先的“硬通貨”鴉片被禁，無法以貨易貨，只能將在伶仃洋銷售鴉片後的白銀，帶到廣州採購回程的中國商品，多了道程序。但這一來，他們在廣州的交易就成了純粹的採購，而沒有把柄可抓。

　　一個“乾淨”的商人，對一個期待“不乾淨”的官員來說，就是一筆損失——廣州的官員們少了巨大的灰色收入。同時，因為都在外海進行交易，並與中國的消費終端日漸實現了無縫對接，外商們開始不再將大清國的緝私幹部當幹部看了，這大大激怒了這批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的淪喪，令廣東的官員們開始真的痛恨起鴉片貿易了，並試圖懲罰那些破壞潛規則的人。“現在，外國走私商們把這張從非法貿易徵集非法陋規的網撇開了，官吏們體會到他們所貪圖的那部分好處竟被掠奪了，他們過去就是因為有這份好處，才願意閉著眼睛不管的;於是一個用一場奏摺、諭旨、告示、命令和彈壓等為武器的戰爭開始了。”(馬士《中華帝國對外交往史》)

　　主張禁菸的林則徐等，突然發現自己贏得了體制內同僚們前所未有的支持，儘管那些同僚很長時間都從鴉片走私中分得巨大的紅利。而後世的讀史人，也往往想不到，被愛國口號包裝的反鴉片鬥爭中，還有著難以言說的利益博弈。

　　鴉片戰爭前，清帝國的腐敗就已經名揚全球，但即便是西方人也意識到，這與其說是中國人身上沒有流淌著道德的血液，莫如說是制度性缺失帶來的“技術”層面的問題。

　　帝國海關除了被賦予過多的政治使命外，也成為最高領導核心(皇帝)彰顯自己私心的標誌，並因此將“潛規則”作為主流;而帝國財政制度的落後，導致“苛斂”與勒索成為官僚體系、尤其是地方政府維持正常運轉的“潛規則”。

　　當“潛規則”成為體制主流後，官僚基層“搭便車”勒索便成為常態，所有的政策都被異化為尋租工具，而這又大大地擠佔了行商和外商的空間，令經濟領域也同樣被“潛規則”佔據;最後，“腐敗化的制度”也就催生了諸如行賄基金這樣的“制度化的腐敗”工具，並加速了整個體制、乃至整個社會的整體腐敗和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