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最得民心的他

　　富弼啞然了。不錯，官員要嚴格選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單，又憑什麼認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言簡意賅地找到改革的目標，卻找不到複雜精細的實施辦法。面對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潛在的危機：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還怎麼執行?他果斷地叫停了。

　　文人最好的時代

　　范仲淹離去了，岳陽樓留下他文人的絕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但宋仁宗不會離去，開封城延續著他政治的部署——文彥博，一個有些保守的大貴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職位。

　　這一次，宋仁宗選對了改革的經紀人。此後的十多年裡，文彥博以沉默而實幹的姿態，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圖，不動聲色地貫徹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這批能臣。沒有口號、沒有激辯，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條條修改，變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後，文彥博覺得，宋仁宗在四川試點多年的紙幣“交子”，向全國推廣的時機成熟了。陝西長安的官員“立功”心切，說乾脆廢止鐵錢，只用紙幣吧。此言一出，老百姓連忙拋售鐵錢、搶購貨物，長安經濟陷於混亂。

　　緊急關頭，文彥博並沒有強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裡的絲綢，來到長安：“來來來，今日我賣絲綢，只收鐵錢。”一下子就穩定了民心。從那以後，朝廷再推廣“交子”，就沒有阻力了，因為百姓對主政者有了信任。

　　或許，宋仁宗這種含蓄漸進的方式，錯過了大變革的可能時機，治不好國家的病根;又或許，這種方式的成功，過分依賴他個人的寬仁魅力，而令後世之君難以效仿。但無論如何，新黨舊黨的爭議淡化了;日後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薈萃的一座高峰到來了——在“唐宋八大家”裡，除了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躍於仁宗時期。以至於林語堂說，這是中國文人“最好的時代”。

　　很多年以後，激進的王安石改革失敗了，宋神宗又恢復了祖父仁宗的溫和改良做法，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遼國人或許不會懂得，他們敬畏的這個宋朝皇帝，為什麼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國歷史上，他是第一個被尊稱為“仁宗”的皇帝，造就了北宋一世繁華，在位期間，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史稱“仁宗盛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