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楊廣是如何被政績工程拖垮的？
對於詩人楊廣來說，他要構建屬於自己的烏托邦世界;可是對於皇帝楊廣來說，這又是一項宏大而艱難的命題，而他又沒有能力處理好個人英雄主義與千秋功業、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間的關係。營建東都，為了證明自己是權力正統的核心;修建長城，是為中華帝國樹起一道堅固的屏障;修築運河，是為了貫通南北漕運的血管;征伐高麗，是“聖王之業”弈局中最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楊廣運作帝王權力的勝負手。
在天下承平、國力強盛之時，用這種大工程來裝點盛世的繁華是掌權者通常會採用的方式。如此集中、如此大規模地將這些形象工程連續上馬，全國老百姓在短時間內幾乎都被集中到勞動工地上。火山文學
楊廣從即位那一刻起，就在傾力打造一個龐大的勞動生產線。中華版圖宛如一個巨型的勞動競賽場，他讓自己的帝國陷入無休無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難以承受的重壓之下苦苦掙扎。
據史料記載，隋煬帝時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是，大業元年修東都洛陽，總計用十個月的時間，每月用工兩百萬;大業三年修長城，發丁百餘萬;大業元年到大業六年修大運河，累計用工三百萬以上。
那麼，大業年間老百姓的負擔到底有多重呢?
史學家胡如雷先生曾經做過一項估算。從仁壽四年(604年)隋煬帝即位，到大業八年(612年)第一次東征高麗，在這八年的時間裡，隋王朝一共上馬了22項大的工程，總共動用的人力達到三千多萬人次。隋煬帝時期全國人口才四千六百萬，而八年時間就動用了三千多萬人，每年平均徵用四百萬左右的勞動力，將近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幾乎是全國男丁的總數。那些罪在當下、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在當時看來完全是勞民傷財之舉。
楊廣為了成就自己的聖王之業，讓整個帝國陷入到這種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瘋狂狀態中。再加上連年的自然災害，尤其是山東、河南一帶，水災成患。自然災害對中國農耕社會經濟的破壞，往往是一道無可挽回的致命傷。
中國的季風性氣候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氣候，廣袤的中華大地局部災害是無年不有。更何況當時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婦人”，男丁被抓去參與對外戰爭或者直接送到帝國大工地上當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也就是說，老百姓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淪為匪盜，冒著生命危險用非法手段來獲取血酬以維繫自己生存的底線。
民間沸騰如此，那些稍稍有點民本思想的帝王，應該會有所警醒。他們往往會通過調整政治策略，來達到休養生息的目的，為緊繃的帝國神經做暫時性的舒緩。可是對於自視甚高、一心只想著早日成就聖王霸業的楊廣來說，不但沒有絲毫的收斂跡象，反而更加變本加厲。其實他並不是要存心折騰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計算裡，他是想著先苦後甜，各大民事基礎工程的完美建設後，天下老百姓的交通條件越好，物質條件也會逐漸有充足提升，國家也會更加富足。
但是現實永遠是殘酷的，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在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之下，太多老百姓掙扎於死亡線上，各地的局勢已呈烈火烹油之勢，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楊廣依舊沉迷於自己的英雄大夢中無法清醒過來。叛亂，在楊廣看來，那不過是疏通民怨的一條管道，成不了氣候的叛亂，根本經不起帝國軍隊的輕輕彈壓。
君臣之間無信任，官員之間非友即敵
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於權力機器的官僚才是最難伺候的人。
楊廣生性自負而多疑，尤其對於朝廷裡那些和自己政見不統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經對大臣虞世基說：“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說，我生性最討厭別人進諫，如果你已經身居高位，居然還想著靠進諫這種方式來博取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當場就會殺了你。如果你是一個卑微之士來向我諫言，我可能會稍微地寬待，但是終究不會讓你長久地站在這個地面之上的，終究還是會殺了你。
在天下承平、國力強盛之時，用這種大工程來裝點盛世的繁華是掌權者通常會採用的方式。如此集中、如此大規模地將這些形象工程連續上馬，全國老百姓在短時間內幾乎都被集中到勞動工地上。火山文學
楊廣從即位那一刻起，就在傾力打造一個龐大的勞動生產線。中華版圖宛如一個巨型的勞動競賽場，他讓自己的帝國陷入無休無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難以承受的重壓之下苦苦掙扎。
據史料記載，隋煬帝時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是，大業元年修東都洛陽，總計用十個月的時間，每月用工兩百萬;大業三年修長城，發丁百餘萬;大業元年到大業六年修大運河，累計用工三百萬以上。
那麼，大業年間老百姓的負擔到底有多重呢?
史學家胡如雷先生曾經做過一項估算。從仁壽四年(604年)隋煬帝即位，到大業八年(612年)第一次東征高麗，在這八年的時間裡，隋王朝一共上馬了22項大的工程，總共動用的人力達到三千多萬人次。隋煬帝時期全國人口才四千六百萬，而八年時間就動用了三千多萬人，每年平均徵用四百萬左右的勞動力，將近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幾乎是全國男丁的總數。那些罪在當下、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在當時看來完全是勞民傷財之舉。
楊廣為了成就自己的聖王之業，讓整個帝國陷入到這種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瘋狂狀態中。再加上連年的自然災害，尤其是山東、河南一帶，水災成患。自然災害對中國農耕社會經濟的破壞，往往是一道無可挽回的致命傷。
中國的季風性氣候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氣候，廣袤的中華大地局部災害是無年不有。更何況當時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婦人”，男丁被抓去參與對外戰爭或者直接送到帝國大工地上當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也就是說，老百姓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淪為匪盜，冒著生命危險用非法手段來獲取血酬以維繫自己生存的底線。
民間沸騰如此，那些稍稍有點民本思想的帝王，應該會有所警醒。他們往往會通過調整政治策略，來達到休養生息的目的，為緊繃的帝國神經做暫時性的舒緩。可是對於自視甚高、一心只想著早日成就聖王霸業的楊廣來說，不但沒有絲毫的收斂跡象，反而更加變本加厲。其實他並不是要存心折騰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計算裡，他是想著先苦後甜，各大民事基礎工程的完美建設後，天下老百姓的交通條件越好，物質條件也會逐漸有充足提升，國家也會更加富足。
但是現實永遠是殘酷的，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在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之下，太多老百姓掙扎於死亡線上，各地的局勢已呈烈火烹油之勢，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楊廣依舊沉迷於自己的英雄大夢中無法清醒過來。叛亂，在楊廣看來，那不過是疏通民怨的一條管道，成不了氣候的叛亂，根本經不起帝國軍隊的輕輕彈壓。
君臣之間無信任，官員之間非友即敵
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於權力機器的官僚才是最難伺候的人。
楊廣生性自負而多疑，尤其對於朝廷裡那些和自己政見不統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經對大臣虞世基說：“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說，我生性最討厭別人進諫，如果你已經身居高位，居然還想著靠進諫這種方式來博取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當場就會殺了你。如果你是一個卑微之士來向我諫言，我可能會稍微地寬待，但是終究不會讓你長久地站在這個地面之上的，終究還是會殺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