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胡惟庸案的真實內幕

　　對於胡惟庸的所作所為，朱元璋也略有察覺，對他的擅權更是感到不滿。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貢使一事發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時引見占城貢使，又與禮部互相推卸責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將他們盡行囚禁，不難看出，此時胡惟庸已經受到朱元璋的嚴重猜忌。就在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廣洋被賜死時，有個從死的妾陳氏，竟是獲罪後妻女並皆入官的陳知縣的女兒。朱元璋得知後，更為震怒，說道：“沒官婦女只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敕令法司要徹底追查此事，因此從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屬各官都難辭其咎、負有罪責。此時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顯失寵的情況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塗節首先告胡惟庸謀反。與此同時，被謫為中書省屬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發了胡惟庸的許多隱私。

　　朱元璋接到告變後，立即命廷臣進行審訊，隨即就把胡惟庸處死了。告變人塗節，也因朝臣參劾說他本來準備參加謀反，因事不成才告變，連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與汪廣洋一同參劾李善長的御史大夫陳寧，同時被殺。

　　罪名升級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處死後，胡惟庸案遠沒有結束，對於胡惟庸的罪狀一直都在蒐集查證。

　　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發李存義和他的兒子李佑，不僅是胡惟庸的至親，還曾經夥同胡惟庸謀逆。胡惟庸雖已被誅，李存義也必須連坐。這可是禍從天降，並且為禍不輕，李家揣揣不安。但是朱元璋對此事並未嚴懲，還特別下詔，李存義與李佑都免於死罪，只是被貶到崇明島閒住。可能是因為李善長為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舊情，因而特地從輕發落。按理李善長受到如此殊遇，應該上書謝恩，但是李善長對此事全然不予理會，這種態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證一直都在繼續著，並且有了新的進展。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經審訊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謀反案有了進一步的證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捉拿到奸人封績。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後來歸降於明，據說他經常往來於蒙、漢之間，曾經為胡惟庸給元嗣君送過信，胡惟庸在信中稱臣，並請元嗣君出兵為外應。其實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大將軍藍玉出塞時，在捕魚兒海地方就捕獲過封績，但是由於李善長施加影響，並未上奏，就把封績給放了。直到這次，由於封績再次被捕入獄，李善長終於也被牽連進來了。

　　恰在此時，李善長為了娛老，大興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三百名，以供營建。以營卒為工役，這種事情本是常事。但湯和膽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長，因而表面應允，暗中卻向朱元璋報告，這無疑是說李善長私自集結兵力。湊巧，京中吏民為黨獄誅累，坐罪徙邊，約有數百人，中間有一個叫丁斌的，為李善長私親，李善長便替他求免。由於朱元璋對李善長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沒有答應李善長的請求，反而命令將丁斌拿獲。經審訊得知，丁斌偏巧曾經供事胡惟庸家，於是供出不少李、胡兩家的往來之事。這樣，便認定了李存義、李佑父子夥同謀叛的罪狀，立即將他們從崇明島拘捕進京，重新審理定罪。

　　接著，朱元璋便頒佈嚴敕說，李善長以“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七十七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門七十餘人被殺。只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兩個兒子，因為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更為明朗化了。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到處偵捕，牽連蔓引，共有三萬餘人被誅戮。連一向與胡惟庸關係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倖免，葉升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於四川茅州。

　　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佈《昭示奸黨錄》，刊印多冊，發往各地，曉諭臣民，以此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後遷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費苦心，興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廢相的藉口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設有宰相制，宰相都稱為丞相，當時丞相共有左、右二員，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長和徐達兩人。

　　朱元璋即帝位後，逐漸感到帝權與相權的衝突，唯恐臣下權力太大，會導致元末“宰相專權”、“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鑑於此，幾次設法試圖調整，以加強皇權。最早被殺的是中書左丞相楊憲。楊憲於洪武二年九月入為中書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長病休時，便實際操縱中書省大權，升為左丞。他玩弄權術，陷害同僚，“市權要寵”，很快被朱元璋殺死。

　　接著是右丞相汪廣洋被殺。朱元璋鑑於李善長權力過大，威脅帝權，於是在撤換李善長後，最初選中了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汪廣洋遇事小心謹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