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明初胡惟庸案的真實內幕
洪武六年，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共任右丞相。之後，汪廣洋以“無所建白”貶為廣東參政。但是汪廣洋一離相位後，胡惟庸遇事專斷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況且李善長還借胡惟庸等人，遙執相權，勢力更甚於前。
汪廣洋被貶後，當然也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於洪武九年(1376)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這當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懷，於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再調回汪廣洋為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然而汪廣洋復相後，整日喝酒，並沒有起到應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這令朱元璋大為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後，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抓權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於相權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於眾人之上的權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更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限制丞相的權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力。然而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於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佈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後，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後，朱元璋還宣佈以後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並立為祖訓。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說胡惟庸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它只不過是朱元璋廢丞相的一個藉口。胡惟庸被告稱謀叛時，證據並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會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認定謀逆是實，即行殺掉，連告發的塗節也全不放過，只是為了死無對證，並可以藉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後，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係，始終令朱元璋耿耿於懷。為了鞏固帝業，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
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於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
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範圍便越擴大。到後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係。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後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
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殺。據說徐達也未能善終，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兇險的背疽，按中醫的說法，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隻蒸鵝給他吃。徐達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繼續活下去，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過幾天就死了。
李善長是受禍最慘的，不僅本人被賜死，還被族誅。他死後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韓國公冤事狀》，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後，未作任何批示，可見他也默認是枉殺。
所謂的胡惟庸案只是一個藉口，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結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胡案剛剛結束，藍案又興起。
汪廣洋被貶後，當然也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於洪武九年(1376)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這當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懷，於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再調回汪廣洋為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然而汪廣洋復相後，整日喝酒，並沒有起到應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這令朱元璋大為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後，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抓權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於相權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於眾人之上的權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更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限制丞相的權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力。然而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於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佈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後，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後，朱元璋還宣佈以後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並立為祖訓。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說胡惟庸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它只不過是朱元璋廢丞相的一個藉口。胡惟庸被告稱謀叛時，證據並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會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認定謀逆是實，即行殺掉，連告發的塗節也全不放過，只是為了死無對證，並可以藉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後，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係，始終令朱元璋耿耿於懷。為了鞏固帝業，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
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於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
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範圍便越擴大。到後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係。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後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
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藉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殺。據說徐達也未能善終，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兇險的背疽，按中醫的說法，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隻蒸鵝給他吃。徐達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繼續活下去，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過幾天就死了。
李善長是受禍最慘的，不僅本人被賜死，還被族誅。他死後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韓國公冤事狀》，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後，未作任何批示，可見他也默認是枉殺。
所謂的胡惟庸案只是一個藉口，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結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胡案剛剛結束，藍案又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