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特勞德：他深入了我的心
“在此之前，我只在新聞裡、公開場合上見到過他，他身著軍裝行納粹舉手禮的樣子。可是現在，來的是一個老年紳士，對我們友好微笑，和我們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著我們，詢問名字。用一種和藹的、父親一樣的口氣和我們說幾句話，然後離開。走的時候，他就說了聲‘晚安’。被希特勒接見的經歷，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無害的、和平的氣氛。”
對從小缺少父愛的特勞德，這是內心的顫動。“我第一次見到他，他也許只是一種姿態。對我而言，或許感到是一種保護。那是我長久以來在渴望的東西。”
接下來是口述記錄的測試。保曼安排了一個女孩陪特勞德進去。“曾經有一個女孩去為他的口述打字，可實在太緊張，歇斯底里的病就發了。希特勒怕這樣的事情重演。”
測試過程加深了特勞德對希特勒的好感。“我進了房間，發現那裡很冷，希特勒不喜歡熱的房間。他對我還是很和藹，他說，‘我的孩子，不要緊張，你不會像我那樣老是犯很多錯誤的。在這兒坐吧，要不要我為你開暖氣?’他指的是電暖器。他開始口述，我開始打字，發現自己的手指是那麼顫抖，根本就瞄不準鍵盤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紙，那上面亂七八糟不成詞句。”也許，本來特勞德也會像那個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樣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務員Linge進來，對希特勒說：‘我的元首，裡賓特洛甫來電話。’他像一般的老闆一樣，拿起電話開始說。這段時間給了我機會，我把句子重新寫成正確的德語。然後他又開始口述，我打下來，很順利。最後，我把記錄紙交給他就出去了。”
通過測試後，希特勒再度把她叫進去，問，“小姐，你是不是願意留在我這裡。我這裡總是有這樣的問題，我那些年輕的女秘書，總是有人要娶她們，就突然把她們帶走了。也許應該讓她們戴上難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麼的。”
說到這裡，81歲的特勞德不安地擼了一下自己的頭髮，“我一定是瘋了，我對他說，‘元首，你不必為這件事情擔憂，我身邊至少22年沒有男人出現了。’他大笑起來。那時我真不相信自己說了這樣的瘋話……誠實地說，我必須承認自己喜歡這個工作。”
就這樣，特勞德成為希特勒的秘書。“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後來，在我成熟一些之後，我想我對他是一種對父親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態度。可是，當你的父親令你失望時，這又很容易轉變為一種‘恨’的感情。”
我從沒聽他說過愛這個詞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使得情況變得完全不同。“元首司令部的氣氛一定是不一樣了，一定是有壓力的氣氛。”但特勞德並沒有怎麼注意，因為她是新來的。
希特勒原來習慣和大家一起吃飯。這時變成和秘書們一起吃飯。“事先我們就被告知，不要用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問題來打擾他。”
那是一種非常近的接觸。“那個卷著舌頭說‘r’，滾出一串縮略語發表演說的那個人，在私下場合，我從來沒見他這麼說話。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揚頓挫的聲調說話，還帶有很輕的奧地利口音，會用一些典型的奧地利詞……這些，當時我都覺得很迷人。還有那種在私人生活中謙恭的態度。”
在特勞德能接觸到的生活細節中，希特勒表現出的不僅是“元首”，更是“人”的那一面。他曾告訴她自己的許多個人習慣和私事，比如他不願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裡放好多鑰匙很重，伊娃總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等等。在特勞德眼中，希特勒是個愛乾淨、注重修飾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會洗手。
特勞德說，希特勒的狗布朗迪對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是專業馴狗師訓練過的，會各種花樣，會按照口令唱歌。“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對她說，‘唱好聽點，布朗迪會像扎拉·倫德那樣唱。’她就會唱出不同調子，唱出八個音階來。”
《盲點》還錄製了一些特勞德在重看採訪之後的說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細節之後，特勞德說：“我現在重看我講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對他(希特勒)的那些個性、他的整個儀態表現的觀察感受，又覺得是不重要的了。因為那整個事件的結果是那麼可怕。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在當時對我是那麼重要，因為我看到的是他作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來，我大概不應該把它描述得那麼仔細。”鏡頭裡，老年的特勞德緊張不安地，一隻手搓著另一隻手的手背。
“他好像從未意識到自己是在追求一個罪惡目標。對他來說，那是一些理想、一些偉大的目標。人的生命對他來說不值一提。可是，我是在後來才明白這些的。在內部的小圈子裡，我被屏蔽在一個妄自尊大的計劃和野蠻的衡量標準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後來當我知道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感到震驚之極。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認為自己應該是處在信息的源頭，可其實，我恰是站在一個盲點上。”
採訪者小心地問：“是不是有一個時候，有人對你特別談到有關猶太人的事情?”特勞德竭力回憶，卻搖著頭。“‘猶太人’這個詞在每天的講話中從來不用。事實上，希特勒只有幾次在講話中提到‘國際猶太主義’，‘猶太人’。”
在另一次採訪中，特勞德回憶起和猶太人話題有關的一件事情。“惟一一次我能記得的，這個話題被提到，是在Berghof的一個晚上，frauvonschirach來作客的時候。她和希特勒關係一直很好，聊天時她突然提到這個話題，對他說，在阿姆斯特丹他們很可怕地對待猶太人，猶太人被裝上火車送走，這種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很生氣，對她說，‘你不要去管自己並不明白的事情，這是令人討厭的過分脆弱。’他真的發怒，說完就走出房間，再也沒有回來。從此，frauvonschirach也沒有再被請到Berghof來作過客。當時我不在場，我想是我丈夫後來告訴我的，他當時在那裡。”
今天回想起來，特勞德發現，“希特勒從不以人的標準來想問題，人性對他從來不是重要的。雖然他常常講人民的幸福，也在第三帝國開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組織，可是‘個人幸福’對他來說是最微不足道的東西。”
“事實上，我從沒有聽到他說過愛這個詞。”
希特勒的最後時刻
特勞德親身經歷了1944年7月20日暗殺希特勒的歷史事件。那天在自己住處，她突然聽到一聲巨響，後來知道是司令部發生了爆炸。她和同事們當時有許多瘋狂念頭，“不知道元首怎麼樣了，他要是不在了怎麼辦，誰來領導我們?”
對從小缺少父愛的特勞德，這是內心的顫動。“我第一次見到他，他也許只是一種姿態。對我而言，或許感到是一種保護。那是我長久以來在渴望的東西。”
接下來是口述記錄的測試。保曼安排了一個女孩陪特勞德進去。“曾經有一個女孩去為他的口述打字，可實在太緊張，歇斯底里的病就發了。希特勒怕這樣的事情重演。”
測試過程加深了特勞德對希特勒的好感。“我進了房間，發現那裡很冷，希特勒不喜歡熱的房間。他對我還是很和藹，他說，‘我的孩子，不要緊張，你不會像我那樣老是犯很多錯誤的。在這兒坐吧，要不要我為你開暖氣?’他指的是電暖器。他開始口述，我開始打字，發現自己的手指是那麼顫抖，根本就瞄不準鍵盤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紙，那上面亂七八糟不成詞句。”也許，本來特勞德也會像那個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樣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務員Linge進來，對希特勒說：‘我的元首，裡賓特洛甫來電話。’他像一般的老闆一樣，拿起電話開始說。這段時間給了我機會，我把句子重新寫成正確的德語。然後他又開始口述，我打下來，很順利。最後，我把記錄紙交給他就出去了。”
通過測試後，希特勒再度把她叫進去，問，“小姐，你是不是願意留在我這裡。我這裡總是有這樣的問題，我那些年輕的女秘書，總是有人要娶她們，就突然把她們帶走了。也許應該讓她們戴上難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麼的。”
說到這裡，81歲的特勞德不安地擼了一下自己的頭髮，“我一定是瘋了，我對他說，‘元首，你不必為這件事情擔憂，我身邊至少22年沒有男人出現了。’他大笑起來。那時我真不相信自己說了這樣的瘋話……誠實地說，我必須承認自己喜歡這個工作。”
就這樣，特勞德成為希特勒的秘書。“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後來，在我成熟一些之後，我想我對他是一種對父親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態度。可是，當你的父親令你失望時，這又很容易轉變為一種‘恨’的感情。”
我從沒聽他說過愛這個詞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使得情況變得完全不同。“元首司令部的氣氛一定是不一樣了，一定是有壓力的氣氛。”但特勞德並沒有怎麼注意，因為她是新來的。
希特勒原來習慣和大家一起吃飯。這時變成和秘書們一起吃飯。“事先我們就被告知，不要用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問題來打擾他。”
那是一種非常近的接觸。“那個卷著舌頭說‘r’，滾出一串縮略語發表演說的那個人，在私下場合，我從來沒見他這麼說話。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揚頓挫的聲調說話，還帶有很輕的奧地利口音，會用一些典型的奧地利詞……這些，當時我都覺得很迷人。還有那種在私人生活中謙恭的態度。”
在特勞德能接觸到的生活細節中，希特勒表現出的不僅是“元首”，更是“人”的那一面。他曾告訴她自己的許多個人習慣和私事，比如他不願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裡放好多鑰匙很重，伊娃總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等等。在特勞德眼中，希特勒是個愛乾淨、注重修飾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會洗手。
特勞德說，希特勒的狗布朗迪對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是專業馴狗師訓練過的，會各種花樣，會按照口令唱歌。“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對她說，‘唱好聽點，布朗迪會像扎拉·倫德那樣唱。’她就會唱出不同調子，唱出八個音階來。”
《盲點》還錄製了一些特勞德在重看採訪之後的說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細節之後，特勞德說：“我現在重看我講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對他(希特勒)的那些個性、他的整個儀態表現的觀察感受，又覺得是不重要的了。因為那整個事件的結果是那麼可怕。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在當時對我是那麼重要，因為我看到的是他作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來，我大概不應該把它描述得那麼仔細。”鏡頭裡，老年的特勞德緊張不安地，一隻手搓著另一隻手的手背。
“他好像從未意識到自己是在追求一個罪惡目標。對他來說，那是一些理想、一些偉大的目標。人的生命對他來說不值一提。可是，我是在後來才明白這些的。在內部的小圈子裡，我被屏蔽在一個妄自尊大的計劃和野蠻的衡量標準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後來當我知道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感到震驚之極。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認為自己應該是處在信息的源頭，可其實，我恰是站在一個盲點上。”
採訪者小心地問：“是不是有一個時候，有人對你特別談到有關猶太人的事情?”特勞德竭力回憶，卻搖著頭。“‘猶太人’這個詞在每天的講話中從來不用。事實上，希特勒只有幾次在講話中提到‘國際猶太主義’，‘猶太人’。”
在另一次採訪中，特勞德回憶起和猶太人話題有關的一件事情。“惟一一次我能記得的，這個話題被提到，是在Berghof的一個晚上，frauvonschirach來作客的時候。她和希特勒關係一直很好，聊天時她突然提到這個話題，對他說，在阿姆斯特丹他們很可怕地對待猶太人，猶太人被裝上火車送走，這種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很生氣，對她說，‘你不要去管自己並不明白的事情，這是令人討厭的過分脆弱。’他真的發怒，說完就走出房間，再也沒有回來。從此，frauvonschirach也沒有再被請到Berghof來作過客。當時我不在場，我想是我丈夫後來告訴我的，他當時在那裡。”
今天回想起來，特勞德發現，“希特勒從不以人的標準來想問題，人性對他從來不是重要的。雖然他常常講人民的幸福，也在第三帝國開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組織，可是‘個人幸福’對他來說是最微不足道的東西。”
“事實上，我從沒有聽到他說過愛這個詞。”
希特勒的最後時刻
特勞德親身經歷了1944年7月20日暗殺希特勒的歷史事件。那天在自己住處，她突然聽到一聲巨響，後來知道是司令部發生了爆炸。她和同事們當時有許多瘋狂念頭，“不知道元首怎麼樣了，他要是不在了怎麼辦，誰來領導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