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的歷史趣事 作品
特勞德：他深入了我的心
最後她們被告知，希特勒沒事，他正在自己的住處。
“假如願意，我們可以去看他。”進去的時候，他的樣子看上去非常可笑，頭髮全部都豎起來，“他爆發出大笑：我活下來了!這說明我是命運註定被挑選來完成使命的!”
這次暗殺，使得希特勒變得更妄想、多疑。特勞德認為，在此之前，打到哪一步興許還“可能是選擇和平”，但“從此以後，就不可能是和平了。”
希特勒對“沒有希特勒的德國”作出的種種恐怖的前景預言，在當時的特勞德心中都是真實的。這使得特勞德把希特勒必須勝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國的惟一出路。可是，這一事件本身，將軍們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對希特勒，加上戰事失利，也使得她開始思考，“我開始懷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對的嗎?對這個狀況提出疑問，其實就要啟動一個探討，這需要更大的勇氣。假如你尊敬一個人，賦予他很高的價值，你其實就不想去毀掉那個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後面跟著是災難，你也並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勢急轉直下。4月21日，伊娃組織了最後一次晚會，還是放著唱片，跳舞。音樂很動聽。可是，特勞德已經預感到失敗在逼近，“那兩天我覺得氣氛很悲哀。”她提前離開，去睡了。
第二天，希特勒召集會議。他先走到幾個還留在那裡的女人面前，對她們說：“全完了，你們必須馬上離開柏林。”“我們全傻在那裡。伊娃走上去，雙手握住他說，我的元首，你必須知道，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然後，第一次，我們看到他親吻了伊娃的嘴唇。”
特勞德說，她當時表示也要留下，“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說，可能也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可去。我從某種意義上感到焦慮，害怕離開這個安全的環境，也可能並不真正意識到有多麼嚴重。”
然後希特勒說，“我會開槍自殺。我希望我的將軍們也有同樣勇氣。”說完他走出去。而剩下的所有的人“都站在那裡，臉有紅有白，像死人一樣。”在希特勒宣佈“一切都完了”之後，她們每個人口袋裡都揣著毒藥，卻懷著求生本能，勸說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殺。似乎他的生命選擇和她們的命運前景必將是一回事情。特勞德回憶說，她們一邊吃飯，一邊還在討論“以怎樣的方法自殺可以少一些痛苦”。
希特勒在自殺前，要求特勞德為他做了最後一次口述記錄。當希特勒說，他要對這場戰爭說出一切時，特勞德激動地想，我終於可以知道真相了!終於可以知道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了!可是她聽到的，居然還是那些空泛的陳詞濫調。也許，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終於在這個女孩面前光環褪盡。緊接著，希特勒和伊娃自殺。他們死後，特勞德沒有去看。她“靜靜地坐著，突然發現自己恨透了這個人。如此不負責任，就這樣扔下大家，撒手了事。”
敘述最後一個星期希特勒大本營的毀滅過程，特勞德就像是在敘述一件昨天發生的事情。她緊張，激動，全神貫注，語速越來越快，最後幾乎是呻吟一般：“讓我休息一下。”
第三帝國崩潰我開始寬恕自己了
第三帝國崩潰的最後關頭，特勞德決定離開。她在回家鄉途中被俄國人逮捕，後在一個美國譯員幫助下逃到西德。被美國人關押審查3個星期後，她被釋放，回到巴伐利亞的家鄉。1947年，她被“去納粹化”，也被赦免處罰，雖然她實際上從未加入納粹黨。
特勞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戰後很長時期裡，德國似乎“沒人對過去感興趣，公共場合不討論，也沒有出書。在政治層面也沒有，即便紐倫堡審判也沒有啟動這個過程。”
到了1960年代，“突然那麼多聲音出來，我聽到關於ss的狀況，看到《安妮日記》。”那些倖存者，他們揭露出來的真相給特勞德以衝擊。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戰後現實本身對她的觸動。“給我強烈印象的是，戰後世界並沒有如希特勒描繪和預言的那樣。突然，這裡有了自由精神，特別是美國人。”
紐倫堡審判揭露了對600萬猶太人的屠殺，但特勞德一開始沒有看出這和她的過去有什麼聯繫。“我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覺得自己並沒有‘個人罪行’。”因為她在為希特勒做秘書的時候，並不知道集中營的屠殺，更看不出希特勒其實“是一個罪犯”。
“後來我開始懷疑，是不是我當時是‘應該’看出來的。可是我又想，希特勒上臺的時候我才13歲，又是個在許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說，不是還有千百萬的人也都沒有看出來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當時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到他是個罪犯。我試著把這些念頭從心頭移開。
“然後，有一天，我路過弗朗茲·約瑟夫大街的索菲·肖爾紀念碑，紀念一個反對希特勒的年輕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樣年齡，也就在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為反對希特勒被處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個年代，找出真相，也許是可能的。年輕不是藉口。”
五十多年後，特勞德願意接受採訪，是因為內心承負著壓力，“我活得越久，年紀越大，越感到自己負罪感的重負。”
影片告訴我們，“戰後，特勞德在《Quite》雜誌擔任秘書，她在導演g.w.帕普斯特描寫希特勒最後日子的電影《derLetzteAkt》裡擔任過顧問，當過文學雜誌社的僱員，當過科學記者。由於抑鬱症，她提早退休。此後，她用大量的時間為盲人讀書。”
2002年2月10日，《盲點》在柏林電影節首映的那一天，特勞德在慕尼黑醫院因癌症去世。去世前不久，她和《盲點》的採訪人有過一次電話交談。她說：“我想，我開始寬恕自己了。”
本人在看了這個紀錄片電影《盲點》後感觸極大，所以就編寫了這個文章。
永遠只有失敗者，失敗的一方，才會思考自己的錯誤！
成功的一方永遠是佔理的，且毫無爭議的！
這永遠都是相對而言！
俗話說得好：誰是皇帝誰做主！
“假如願意，我們可以去看他。”進去的時候，他的樣子看上去非常可笑，頭髮全部都豎起來，“他爆發出大笑：我活下來了!這說明我是命運註定被挑選來完成使命的!”
這次暗殺，使得希特勒變得更妄想、多疑。特勞德認為，在此之前，打到哪一步興許還“可能是選擇和平”，但“從此以後，就不可能是和平了。”
希特勒對“沒有希特勒的德國”作出的種種恐怖的前景預言，在當時的特勞德心中都是真實的。這使得特勞德把希特勒必須勝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國的惟一出路。可是，這一事件本身，將軍們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對希特勒，加上戰事失利，也使得她開始思考，“我開始懷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對的嗎?對這個狀況提出疑問，其實就要啟動一個探討，這需要更大的勇氣。假如你尊敬一個人，賦予他很高的價值，你其實就不想去毀掉那個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後面跟著是災難，你也並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勢急轉直下。4月21日，伊娃組織了最後一次晚會，還是放著唱片，跳舞。音樂很動聽。可是，特勞德已經預感到失敗在逼近，“那兩天我覺得氣氛很悲哀。”她提前離開，去睡了。
第二天，希特勒召集會議。他先走到幾個還留在那裡的女人面前，對她們說：“全完了，你們必須馬上離開柏林。”“我們全傻在那裡。伊娃走上去，雙手握住他說，我的元首，你必須知道，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然後，第一次，我們看到他親吻了伊娃的嘴唇。”
特勞德說，她當時表示也要留下，“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說，可能也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可去。我從某種意義上感到焦慮，害怕離開這個安全的環境，也可能並不真正意識到有多麼嚴重。”
然後希特勒說，“我會開槍自殺。我希望我的將軍們也有同樣勇氣。”說完他走出去。而剩下的所有的人“都站在那裡，臉有紅有白，像死人一樣。”在希特勒宣佈“一切都完了”之後，她們每個人口袋裡都揣著毒藥，卻懷著求生本能，勸說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殺。似乎他的生命選擇和她們的命運前景必將是一回事情。特勞德回憶說，她們一邊吃飯，一邊還在討論“以怎樣的方法自殺可以少一些痛苦”。
希特勒在自殺前，要求特勞德為他做了最後一次口述記錄。當希特勒說，他要對這場戰爭說出一切時，特勞德激動地想，我終於可以知道真相了!終於可以知道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了!可是她聽到的，居然還是那些空泛的陳詞濫調。也許，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終於在這個女孩面前光環褪盡。緊接著，希特勒和伊娃自殺。他們死後，特勞德沒有去看。她“靜靜地坐著，突然發現自己恨透了這個人。如此不負責任，就這樣扔下大家，撒手了事。”
敘述最後一個星期希特勒大本營的毀滅過程，特勞德就像是在敘述一件昨天發生的事情。她緊張，激動，全神貫注，語速越來越快，最後幾乎是呻吟一般：“讓我休息一下。”
第三帝國崩潰我開始寬恕自己了
第三帝國崩潰的最後關頭，特勞德決定離開。她在回家鄉途中被俄國人逮捕，後在一個美國譯員幫助下逃到西德。被美國人關押審查3個星期後，她被釋放，回到巴伐利亞的家鄉。1947年，她被“去納粹化”，也被赦免處罰，雖然她實際上從未加入納粹黨。
特勞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戰後很長時期裡，德國似乎“沒人對過去感興趣，公共場合不討論，也沒有出書。在政治層面也沒有，即便紐倫堡審判也沒有啟動這個過程。”
到了1960年代，“突然那麼多聲音出來，我聽到關於ss的狀況，看到《安妮日記》。”那些倖存者，他們揭露出來的真相給特勞德以衝擊。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戰後現實本身對她的觸動。“給我強烈印象的是，戰後世界並沒有如希特勒描繪和預言的那樣。突然，這裡有了自由精神，特別是美國人。”
紐倫堡審判揭露了對600萬猶太人的屠殺，但特勞德一開始沒有看出這和她的過去有什麼聯繫。“我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覺得自己並沒有‘個人罪行’。”因為她在為希特勒做秘書的時候，並不知道集中營的屠殺，更看不出希特勒其實“是一個罪犯”。
“後來我開始懷疑，是不是我當時是‘應該’看出來的。可是我又想，希特勒上臺的時候我才13歲，又是個在許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說，不是還有千百萬的人也都沒有看出來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當時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到他是個罪犯。我試著把這些念頭從心頭移開。
“然後，有一天，我路過弗朗茲·約瑟夫大街的索菲·肖爾紀念碑，紀念一個反對希特勒的年輕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樣年齡，也就在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為反對希特勒被處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個年代，找出真相，也許是可能的。年輕不是藉口。”
五十多年後，特勞德願意接受採訪，是因為內心承負著壓力，“我活得越久，年紀越大，越感到自己負罪感的重負。”
影片告訴我們，“戰後，特勞德在《Quite》雜誌擔任秘書，她在導演g.w.帕普斯特描寫希特勒最後日子的電影《derLetzteAkt》裡擔任過顧問，當過文學雜誌社的僱員，當過科學記者。由於抑鬱症，她提早退休。此後，她用大量的時間為盲人讀書。”
2002年2月10日，《盲點》在柏林電影節首映的那一天，特勞德在慕尼黑醫院因癌症去世。去世前不久，她和《盲點》的採訪人有過一次電話交談。她說：“我想，我開始寬恕自己了。”
本人在看了這個紀錄片電影《盲點》後感觸極大，所以就編寫了這個文章。
永遠只有失敗者，失敗的一方，才會思考自己的錯誤！
成功的一方永遠是佔理的，且毫無爭議的！
這永遠都是相對而言！
俗話說得好：誰是皇帝誰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