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

　　總知，文丞相應該死，而且要趕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須毀滅;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卻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鼓動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節，這並非個體行為。

　　那位曾經入獄探望文天祥，並給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過後“勉勵”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王炎午的行為，其實代表了當時江南在元兵鐵蹄下“沉默的大多數”的道德要求，這篇祭文對當時的震動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張旗鼓地勸文天祥死去，是有著社會心理基礎的。中國文化對文人的節氣和女人的貞節的重視，在進入宋代以後，已經形成了一種高調的社會會文化，但能夠自覺實踐的畢竟還是少數，多數人並不去殉難，而是勸他人為了崇高的道德價值做出犧牲。這種高調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後也更有發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膽地直接提出，形成對文天祥的道德輿論壓力，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見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卻享受“生祭文”，傳世千古，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讚頌王炎午的這篇祭文：“感情壯烈，語言精湛，亦屬祭文中的傑作”。還有人認為：“洗練凝重，氣勢磅礴，對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鏗鏘有力，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有力地推動了當時形成的愛國主義思想浪潮，同時也體現出王炎午本人悲壯激切的忠貞氣節。”

　　中國人內心深處有一種道德崇高下對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對於為敵人俘虜的士人，與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夠以死守節。中國也許會善待俘虜的敵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殺，則最好及時自殺，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貞節，反正是“期待”他們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著隨後無盡的罵名，如果被放回來，那與屈服和變節的結果差不多，一生中也會在道德歧視中受盡屈辱。當然，希望俘虜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殺的人，卻是沒有犧牲的危險的，他們“安全”地道德觀望和審判，其任務只是給女人列貞節牌坊表彰，流傳烈士的英雄事蹟。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調主義的熱情、壯烈下，卻掩蓋不住基本生命關懷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場來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卻不為的道德聖人標準，去要求妻離子喪的文天祥為了那個道德理想犧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擇，他的生命權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無論用多少聖潔的理想或者標準，都沒有要求別人去死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