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曾經強推“義務教育” 而不得民心

　　說實話，清王朝當時已日薄西山，推廣“強迫教育”只能是雷聲大，雨點小。朝廷一開始放話，初等小學堂不收學費，但很快學部就變了卦，要求京城外的小學堂徵收學費，地方士紳趁機攤派學捐。窮家小戶本就指著孩子幹活，沒多少父母有心送孩子讀書，哪裡還架得住各種攤派。隨著朝廷氣數已盡，《強迫教育章程》也就不了了之。

　　不遺餘力：巧媳婦難為無米炊，陳獨秀勉力多籌錢

　　1912年元月，教育總長蔡元培發佈《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以下簡稱《通令》)。全國的學堂從此全改名叫學校，初等小學上4年，簡稱“初小”，這4年為義務教育階段(那時仍叫“強迫教育”)，免收學費，主要開設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等啟蒙課程。

　　考慮到當時時局動盪、戰亂頻仍的事實，以蔡元培先生為代表的知識精英要想實現推行義務教育，開啟民智的宏願，實在過於理想主義了。以廣東為例，從1913年—1919年，全省每年的教育開支只有三四十萬銀元，整個業界“要錢沒錢，要人沒人”，哪有能力推行義務教育呢？直到1919年，據統計，全省在學兒童只有近17萬人，只佔了適齡兒童總數的5%。“5%”這個數字，彰顯了知識精英豐滿的理想與民國初年文盲扎堆這一“骨感”現實之間的差距。

　　1921年，廣州建市，政局略略安穩了一些。當年3月，陳獨秀受邀南下，主持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同時擔任委員的還有廖仲愷、許崇清等名人。這些社會名流雄心勃勃，很快就制定了義務教育分年推進辦法，計劃用六年的時間，在整個廣東逐漸推行義務教育。如果手頭沒幾個銀元，這個《辦法》也難免“紙上談兵”的命運，要說陳獨秀在這方面的“議價”能力還是很強的。1921年，廣東的教育經費開支突破了200萬元。

　　之後，隨著政局漸趨穩定，廣東的教育開支不斷增加，到1928年，全省教育開支達到了近千萬銀元，就全面推行義務教育而言，這點錢仍是杯水車薪，但與民初“捉襟見肘”的窘境相比，還是有所改善。經費奇缺的困境略有緩解，師資短缺的問題又擺到了檯面上。當時雖說有教師資格考試，但“無證上崗”的小學教員大有人在。1930年8月，“廣東省立小學教員補習函授學校”掛牌成立，專門招收“無證人員”，每次補習歷時一年，補習內容則涵蓋了教學法、教師管理、兒童心理學等領域，至於一年到底能學到多少，則要看每個人的造化了。

　　無奈變通：一年制小學大行其道只求孩子認得幾個字

　　真金白銀的投入還是有所效驗的，民國初年，廣州不過只有寥寥幾所市立小學，到了上世紀30年代初，市立小學已增加到80多所，學生總數近3萬人。即便如此，義務教育也不過是“星星之火”。1935年，省教育廳做了個統計，發現全省300多萬名學齡兒童中，只有100多萬人上了學。廣州雖貴為省城，兒童的失學率也高達63%，實在說不上有多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