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年到天寶年大唐中樞的多重矛盾與鬥爭

　　陳希烈：門蔭入仕，打醬油

　　第十組：陳希烈、楊國忠

　　楊國忠：小吏上位（裙帶關係），李隆基認為他善於理財。

　　以上就是初步整理，其實還可以細分。

　　以下就是我個人的分析了：

　　在開元十四年宇文融入相以前，大唐的財政問題還沒有爆發。所以入相的人裡面有進士及第的詞臣，也有地方上逐漸升起來的實幹派，還有武周時期培養的老臣。

　　權力結構其實是一主一次，多半都有打醬油的宰相，李隆基幹政的時候比較多，相權較為鬆散。

　　自開元十四年後，唐廷的財政問題就變成了宰相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裴耀卿，李林甫，牛仙客甚至是楊國忠，他們的理財能力，都是拜相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類似張九齡這樣的詞臣，和以李林甫一類的理財派官員，他們存在的意義，以及他們要做的事情，都是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就是彼此矛盾衝突的。

　　這就是大唐中樞的第一重矛盾：傳統儒家詞臣派官僚，與因形勢應運而生的理財派官僚之間的矛盾，而且這個矛盾還經常不可調和。

　　儒家學派的官僚（以張九齡為例）的思想，是秉持：民貴君輕，小政府減少財政支出，減少官吏規模，減少中央對於地方事務的干涉，減少法制的成本，以德治為主。

　　沒錯，法制是需要成本的，而且這個成本還不低。在古代權貴基本不守法的情況下，德治的作用未必比法制要小。這是封建時代的客觀侷限性。

　　而理財派官員的思想沒什麼好說的，就一句話：想辦法增加中央財政！

　　增加財政，必然要取之於民，要增加稅收，要開設新機構，大政府不可避免。

　　此時李隆基遇到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果要維持大唐的現狀，那就必須重用李林甫這樣的理財派官員。如果要改革大唐的種種弊端，就必須重用張九齡這樣的儒家學派官員。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從現在倒推回去分析，張九齡哪怕多執政20年，提前砍了安祿山，也無法改變大唐基層社會的實質性解體：

　　府兵與均田制的基礎已經不存在，治標不治本的吏治改革無法延續，土地兼併的尖銳矛盾沒有獨闢蹊徑的解決辦法（如北宋那樣以毒攻毒的辦法無法實施），以及首都越來越大造成的經濟、生態失衡。

　　張九齡若是繼續在位二十年，十有八九會身敗名裂。這個道理就像李林甫若是當四年宰相就病死，也會名垂青史一樣。

　　李隆基也看得到這一點，大唐改革是無望的，苟著就好了。閉上眼睛就是天黑，不出長安就是天下太平。

　　張九齡等人的失寵，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能做的事情，已經沒有希望；李隆基迫切需要的事情，他們又幹不了。

　　好了，這就把話迴轉到開頭說的那件事：張九齡為什麼要阻止牛仙客上位，僅僅是因為對方能力不足麼？

　　我認為並不是這樣，至少不完全是。

　　以後世的觀點看，嚴挺之的能力，絕不會超過牛仙客，功勞就更不如了。嚴挺之有什麼成就，我找史料都找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