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到天寶年間大唐官制的特點（1）

　　第二個要說的是：中唐以後，以“事”設官漸漸變成常例，三省六部制形同虛設，官府政務運行效率極低，不得不採用“打補丁”的模式來維持運轉。

　　這一條，與士子階層的日漸虛化也是分不開的。有真才實學之人，往往都是通過“特殊渠道”而來，所做的事情，往往也是因為“特殊渠道”而去。維持朝廷運轉的三省六部，很多不重要的部門與官職，漸漸變得沒有事情做。

　　比如說戶部是負責收稅的，但它只能收大唐建國時就定好的那些稅。而多出來的色役雜役之類的，就完全沒辦法了。安史之亂後，戶部侍郎這個職務就變成了虛職，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因此皇帝或者中樞需要做什麼事情，就設立什麼職務。

　　需要管理賦稅的運輸，那就設“轉運使”。

　　需要收鹽稅了，那就設“鹽鐵使”。

　　就連李隆基派人到民間搜刮美女，都設立了一個“花鳥使”！

　　這些不斷因為所需事務所專設的職務，極大衝擊了三省六部的構架。自安史之亂結束後，大唐朝廷居然有三十年都處於低效運轉狀態，官員們經常隔幾天才去上一次班，清閒得要淡出鳥來。

　　原因就在於很多三省六部的官職，被一個個負責專有事項的新職務給架空了。

　　這個過程的演化是單向不可逆的，李隆基專設財政官員理財，便是對於這些虛化的被動應對，同樣是時代的呼喚，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看完上述這些，我想讀者老爺們應該也明白我想表達的意思。

　　歷史大勢，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哪裡有什麼絕對的對錯，哪裡又有什麼絕對的好人呢？

　　張九齡就一定是好人？李林甫就一定是壞人？

　　這些問題，需要考慮到提問者的立場，以及他想知道的東西，才能有合適的回答。

　　好多人都在問了，我也不介意說一句，我在研究史料的過程中，越來越發現盛唐的模式不可持續。大唐是沒救的了，喜歡看救大唐劇情的，或許換本不帶腦子看的書比較好，我這本，是救不動了。

　　我沒法因為要看救大唐劇情而更改本書的唯物主義歷史觀。

　　關於大唐官制的內容，以後再來補充吧。